劳动力拐点之问：人口红利还是人口负债

　　栏目主持：本报评论员 王梓

　　本期主持：本报评论员 曹理达 代忘

　　中国过去近30年的高速增长，既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制度红利”，也得益于巨大的“人口红利”。国企改制已经走入尾声，农村劳动力持续十多年的“进城史”依然在浩荡持续。虽然还面临着譬如户籍制度、农民工定居城市等诸多问题，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转入一个相对彻底的市场时代。

　　官方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累计实现新增城镇就业人员62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70%，但全年劳动力就业缺口仍然有1200万。在持续两位数的发展速度背后，中国的就业状况到底如何？劳动力供求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即将到来？对未来10年的中国而言，这将是近30年来的一个重大国情变化，它和中国的产业政策，经济发展模式以至整个宏观经济都将紧密相关。

　　在最近举行的第三届中国经济50人田横岛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针对各界存在的诸多误会再次阐述了他的研究成果，50人论坛成员吴晓灵、江小涓、王建、汪同三等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回应，会后本报就相关问题对蔡昉进行了专访，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143期。(代忘)

　　作者 蔡昉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真实现状

　　就业率增长很快

　　对劳动力研究而言，有两个问题我想探究。第一是中国经济到底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有几个拐点，对中国而言最典型的，是在经济结构上从二元转向一元(刘易斯拐点)。完成这一转变，最关键的就是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成供求比较均衡。我们需要看到自己距离拐点还有多远。

　　第二个是我国城乡的真实就业增长情况。在劳动就业领域，一些认识几十年不变。例如说统计资料没用，变成虚无主义；说1990年代后期以来就业是零增长，但从来没有人认真总结劳动力市场到底发育了多少。1980年代就讲农村剩余劳动力占农村总劳动人口的1/3，有1亿多，直到最近还在普遍重复这个数字。

　　首先来看就业率增长。很多人认为当前就业率是零增长或者就业赶不上经济增长，这是不正确的。就业率一直是增长的，而且增长非常快。改革开放经济增长多元化以后，我们出现了统计上的问题，很多个体经济没有注册，也有很多完全是自我雇佣；还有大量的农民工没有被统计成正式职工；下岗工人再就业都是以劳务派遣公司派遣的方式派到企业，这些人在统计中都没有体现，这个经常被人们忽视的巨大余项占全部城镇就业的36%。

　　失业率在2000年的时候达到了最高峰，然后就开始下降。2002年以后每年失业率都在下降。2005年真实的失业率只有5.2%。我国的登记失业率看上去在上升，但从前不算下岗人员，当下岗与登记失业并轨以后，登记失业率自然会呈现上升，而真实的失业率其实是在下降，百分之五点几不算是很高的失业率。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总量大、速度快，2006年是1.32亿。不仅城市的就业增长没有减慢，而且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总量在增加，在城镇就业中的比重也在提高。城乡就业的增长都非常快，和百分之十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致的。

　　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底有多少

　　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格局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除了乡镇企业吸纳一些劳动力之外，其他都是在农业中或者处于剩余状态。那时我测算是1.7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后来在乡镇企业之外，又生出了农村的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2006年各吸纳了2000多万劳动力。再加上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农村剩下的劳动力相当少。当然，外出打工的劳动力和进入乡镇企业、农村私营经济的是有重合的。这一部分重合，可以被测算出来。

　　我比较保守地估算到底有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即按照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说法，农村劳动人口就地或外出转移是2亿人，占到全部农村劳动力的41%。根据现在的生产力水平，按农产品成本资料测算，假设农业需要1.78亿的劳动力，这样计算农村剩余劳动力只有1.1亿，只占全国农村劳动力的22%。实际上，根据最近李剑阁和韩俊一篇文章的数据，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后不干农活的占47.9%，即2.3亿。这样的话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还会少。

　　从年龄阶段来看，农业需要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30岁以上。现在剩余劳动力50%是40岁以上的，用现在的激励手段很难让他们转移出来。

　　对于当前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可以从户籍制度、三农政策等因素来分析，但归根到底是劳动力究竟有多少和人口结构问题。劳动年龄人口是16岁-64岁，人口抚养比(少儿抚养比，用16岁以下的人去比劳动年龄人口；老年抚养比，64岁以上的人去比劳动年龄人口)就反映了人口的年龄结构。从1960年代中期，我国的人口抚养比一直在下降，但现在抚养比下降越来越缓了，2013年是一个拐点，就要上升。根据计量的模型，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0.11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在整个改革期间，人均GDP增长中有27%是由人口增长比下降贡献来的。这个模型如果继续成立，到2013年以后，也就是说人口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增长率下降0.115个百分点。如果在2013年之前是人口红利，2013年以后就是人口的负债，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工资水平和劳动力短缺

　　今后20年，全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每年只有0.4%，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只比欧洲和日本高一些。正规部门劳动力工资从1990年代后期，其实都在上涨。制造业正规部门的工资增长是全世界最快的，随着经济增长，劳动生产率也在增长。

　　作为非正规部门的代表，农民工的工资在2004年以前是增长比较低，但2004年增长了2.8%，2005年增长6.5%，去年增长的是11.5%。长期以来没有涨工资，正是典型的经济二元结构，最近这几年越来越快，证明有刘易斯拐点的端倪。

　　同时，劳动力市场也在一体化。2004年做过一个研究，发现全国制造业工资是趋向于越来越一体化的。今年，根据农民工外出打工收入的数据做了一个统计，发现两者的差距在缩小，其中地区的贡献率是从2003年的28%，降到目前的20%，也反映了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的趋势。

　　对经济发展模式的启示

　　当我关于劳动力转折的研究成果发表以后，一种看法认为在刘易斯转折点后，还有很多劳动力终究要转移出来，在中国没法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我的回答是，在刘易斯转折点之前，雇主不给工人涨工资，劳动力也会源源不断地供给。过了转折点后，还是有劳动力，但如果不提高工资、福利，不改善劳动条件，就雇不到所需要的劳动力。我们要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刘易斯转折点”。

　　劳动力目前的状况给我们一些启示。

　　第一，需要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有几个转折点：第一步，是依靠资源发展，谁的土地等资源好谁就能够发展，这是在农业社会；随后，进入了现代经济增长时代，谁能够实现12%的资本积累率，谁就能够起飞。这时，第一次面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接着积累资本再增加多，回报就会递减，转到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才可能实现经济可持续性。

　　劳动力的投入实现了增长，原因是有人口红利。东亚国家和地区测算出来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贡献率特别高。这个时候，就有了第三个阶段，劳动力驱动型的经济增长。中国很长时间就处于这个阶段，劳动力供给无限，又实现了资本积累，两个因素加起来，没有资本递减现象。它在人口红利消失之前是可持续的，这时无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在劳动力出现拐点以后，我国必然要转到TFP驱动型型的经济增长。

　　第二，政府通过立法从偏向资本转向偏向劳动者，也出现在这个阶段。可以通过制度的调整，挖掘劳动力供给的潜力。在中国，最大的制度调整之一就是户籍制度的改革。

　　第三，处理内外失衡时，不能双管齐下。强大的贸易顺差有两个杠杆：一个劳动力便宜，一个假设汇率是扭曲的，扭曲多少也不知道。现在劳动力从便宜转到开始昂贵了，汇率调得过于厉害，经济就受到巨大的损害。

　　要注意避免几个误区。首先，中国的资源禀赋结构，也就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改变，也不会在近期改变。通过贸易显示出来的结论，我国资本密集型产业还没有占据国际竞争的地位。

　　其次劳动力短缺不意味着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我国目前所面临的，是从劳动资本投入型的经济增长，转向TFP驱动型的增长，而不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增长。

　　再次，劳动力短缺不意味着政府积极就业政策可以有丝毫的松懈。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增加政府的服务，改善各种培训，减少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这些职能根本不会随着整体的劳动力供给的变化而改变。

　　最后，劳动年龄人口虽然下降速度越来越快，而且将来不太增长，但是从总量上看，到2030年仍然有9.7亿，比今天的总量还要大。同样，它占总人口的比重从现在的71%降到那时的67%左右，但劳动年龄人口占全国总数的比例，仍然高于现在的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因此，虽然会发生一个拐点性变化，但根本国情不会变，只是在边界上影响选择。劳动力仍然要转移。从官方的统计看，还有44.8%劳动力在农业中，从一些观察到的乐观估算看，也还有23%的劳动力在农业中，而英国的这个数据只有1.2%。发达国家农业劳动力比重最高的是日本，有5.6%，因此农村看不到很多年轻劳动力，但并不意味着农村没有劳动力转移的压力。

　　劳动力优势依然存在

　　王建(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我觉得在研究中可能忽略了一点。以日本的工业化过程为例，当其进入到工业化高峰时期，开始出现了劳动力短缺。但是同时因为工业化速度很快，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产品，所以在日本的1960年代，大约在1962年以后，开始出现了工业部门与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要素和资本要素的交换，就是农业的劳动力流向工业部门，而工业部门提供的资本物品流入农业部门，所以通过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继续产生了农业剩余劳动力，仍然可以向工业部门提供。这种人和资本物品的交换，使工业化过程中劳动力的绝对短缺，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出现。

　　我看到蔡昉提供的报告里面有一个表，那里面也说到，按照现在的测算，农业劳动力已经转出去了2亿人，但农业部门还有1.8亿，如果不考虑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因素，的确剩下的可以继续转出去的劳动力就不多了，就是他报告里所说的可能只有几千万。但是按照发达国家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只占全体劳动力比重3%的水平来算，如果通过资本物品向农业部门的流入来获得新的劳动力剩余，未来农业劳动力可能也就需要两三千万人，那这1.8亿当中是不是就变成了还有1.5亿人可以转出来？所以在今后相当长时间里，我们中国还是会具有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但是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推动城市化，使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以后不再回去，农村户口大量减少，这样的话土地才有可能向少数人手里集中，才能形成农业生产规模经营的可能性。

　　总之，我们的劳动力优势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至少在10年、15年之内可以保持的。

　　吴晓灵(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我国工业发展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增加了工业和服务业对劳动力吸纳的能力，有条件把农村的劳动力吸引到城市来。如果不减少农村人口，蔡昉讲到的城市劳动力拐点是存在的。其实他后来也表明，他的假设是按原来的模式测算的。如果农村劳动生产力提高的话，跟世界比较起来，我们还是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

　　我国现在内需不足，内需不足最主要的就是农民收入不足。农民收入不足，要想提高农民的收入，靠目前我国的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水平，很难。最近农民增收很多是政策性的补贴，但是就农业的自身产出提高收入已经不太可能了。既然大量的是靠转移支付和劳动力打工提高农民的收入，就应该努力让农民工真正成为城市居民，减少农民提高农民收入，缓解矛盾。

　　汪同三(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劳动力供给，实际上是和两个问题联系起来：一个是和经济增长速度，一个是和人口结构相联系。在未来十年，如何去认识处理中国面临的老龄化问题，可能更关键。

　　根据蔡昉的数据，制造业部门的工资增长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可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一些数据，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都还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发生了变化，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了。解决好居民收入问题，进而到整个国民收入分配，这是未来十年要注意的大事，它和投资消费的结构是相联系的。

　　江小涓(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蔡昉所有的基本面数据我全部同意，有几点我提出一些看法。首先他认为劳动力市场程度在提高，但这个数据只表明了区域之间的差异缩小，没有城乡之间的分析。

　　其次，他认为虽然工资在提高，但是就业问题和劳动力比较优势还是长期存在，这个我也完全同意。他引申出来一个观点，认为还是不要着急发展重化工业，也就是说劳动密集型产业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需求层面的变化，是不是会压过供给层面结构的缓慢变化？假如全球市场是开放的，现在我国制造劳动密集型的产品有优势，但国内的消费结构在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铺钢筋水泥。服装鞋帽、玩具箱包，国际上的需求不会一直这么多。原来的出口可以持续增长，但出口的空间在相对缩小。我认为是重化工业还存在着一定的优势。

　　中国经济的发展成本会上升。包括劳动力成本，其它一些不可再生资源的成本、环境成本肯定要上升。

　　(吴晓灵、江小涓发言部分未经作者审核)

　　及早应对“人口负债”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

　　《21世纪》：怎样理解“人口红利”这一概念，它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是怎样的？

　　蔡昉：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增长，高于早期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怎么得到这个奇迹的呢？其中一个解释就是人口红利。人口有这样一个转变：从一个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转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现代的情况是三个指标都很低。

　　发达国家整个这个过程是要经历很长的时间。这些过程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得很快。其结果一是劳动力供给充分，一是储蓄率高。如果体制好，就可以在经济增长中得到使用，就是人口红利。只要劳动力是足够有的，并且能积累起资本来，就没有资本边际报酬的递减，所以长时间内，可以单纯靠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经济发展上就会有奇迹。人口红利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中国和东亚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奇迹。

　　《21世纪》：我国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的转型是否不可避免？

　　蔡昉：得到了人口红利，对应的一定是将来有一个人口负债。绝大多数像我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都没有一个静态均衡的人口。而发达国家长期保持相对稳定的出生率，有补充的力量。我们的情况是出生率从较高迅速下降，一代人慢慢变老，但是没有能够保持人口结构均衡。所以，我们会出现一个人口负债的结果。

　　劳动力拐点与经济增长模式

　　《21世纪》：尽管这些年城乡劳动力流动速度加快，但许多研究者还是认为目前农村还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蔡昉：存在着制度约束，劳动力还不是完全自由的流动，农民工老家有一块地。从这个意义上劳动力剩余状况是严重的现象。

　　我的研究证明，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呈一个减少的趋势，但是减少了一小部分并不表明没有劳动力的资源了。如果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这些剩余人口也存在着转移潜力。

　　《21世纪》：从数量上，劳动年龄人口增长会越来越慢，但是不同的产业对于劳动力资源的需求不一样，怎么看这种产业间的差别？

　　蔡昉：我想强调两点，第一是当我判断劳动力供给已经出现拐点，我指的是普通劳动力，因为技能型的劳动者永远是短缺的。普通劳动力也就是非熟练劳动者的短缺才叫做刘易斯转折点。

　　第二点要强调的是人力资本多高都不嫌高。我现在讲劳动力短缺，都是制度不变和激励不变的前提下讲的。但是事实上这些方面都是可以变的，长期来看劳动力绝对意义上的短缺会慢慢出现。提高劳动者质量肯定必要。

　　长期看，终究会出现用技术和资本来替代劳动力的倾向。使用的资本、技术越多，对劳动者的要求也越高，所以人力资本多高都不够。教育的发展要跟上劳动力稀缺程度的变化。

　　《21世纪》：您怎么看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地位，劳动力价格上涨和劳动力供求变化对我们的劳动力优势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蔡昉：我们现在判断中国制造业的工资只是美国的10%以下，甚至只有5%以下。中国劳动力素质也在提高，但仍然会长期比美国的工资低得多。国外有人就是利用我的研究，得出结论中国要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我不相信我们应该进入这个阶段，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总量相当大，据测算，到2020年，比现在劳动年龄总量还要大，仍然高于现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我国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会长期保持。

　　劳动力转折点提供就业改革机遇

　　《21世纪》：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我国仍然存在1200万工作岗位的缺口。您怎样看待现在的失业问题，如何更有效应对？

　　蔡昉：第一我想说的就是我们失业很大一部分都是结构性摩擦性失业，是因为市场功能不健全，还有一些公共服务不到位造成的。这样，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要做很多就业的公共服务。良好的规范劳动力市场，都可以减少摩擦性失业。

　　《21世纪》：出现劳动力供求转折以后，户籍制度、社会福利政策上有哪些措施来应对？

　　蔡昉：预测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不让它发生。出现劳动力供求转折倾向带来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的机遇。需求最大时提供公共产品是最好的。政府要立法、执法和进行规制，针对不好的劳动力市场行为，

　　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需求，创造了改革户籍制度的好时机。劳动力供求转折出现，使实现城乡统一的就业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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