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老兵之惑

　　南方周末记者 黄河

　　在作为军人为国家服务5年，作为创业者为深圳建设了5年，作为国有企业员工工作了5年之后，黄有品和他的战友们又以合资企业员工的身份为企业工作了近15年。无论从什么角度而言，他们都为这个社会服务了整整30年。

　　在这30年中，他们陆续失去了退伍军人的保障权利，基建工程兵的优惠待遇，国有企业员工的基本保障，最终面临着失去生存权利的威胁。而在这些权利的“蜕变”过程中，他们就像一群温顺的羔羊，一次次默然忍受别人对自己命运的摆布和安排。直至最后的生死关头，他们才试图依赖法律来维护自己已经所剩无几的微薄权益。

　　此时他们争夺的已经不是利益，而是自己作为人类最后的尊严。在许多类似的制造型企业里，劳动力只是随时可以替换的“工具”。如果没有政府法规的强力保障，这些“劳动工具”的“磨损”几乎不在管理者的考虑范围之内。

　　而这恰恰是令黄有品们最无法忍受的：在为企业和社会贡献了近30年的青春与血汗之后，自己却被当作一台即将“报废”的工具扫地出门。

　　如果他们愿意忍耐，也许还能再签一年合同，然后在某个时刻像其他战友一样默默地消失；如果不接受这种命运，那就连当下的工作与生存权利也将失去。

　　看似荒唐的规则，反映出

　　而在经过了30年的发展后，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国开始发现并承认：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每一个公民生活和幸福质量的提高，而不是中央银行里外汇存款的增加。

　　“黄有品们的遭遇正在考验我们社会良心和体制的底线。”一直关注此事的顾兴初律师表示，他们的无奈与无助，足以证明“我们的体制运转在局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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