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金率还能再提几次

　　本报评论员 商 灏

　　在巨大贸易顺差面前，央行的货币政策似乎快要精疲力竭，货币政策疲劳综合征已经出现，货币政策的效率正在递减。

　　从根本上来说，当前货币信贷方面面临的问题已不单纯是货币信贷本身的问题，而是金融体制、财政税收体制深层次问题的突出反映。

　　上调至12%的现有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接近历史最高值，倘若继续用短期对冲的方法来解决长期存在的市场问题，其空间只能越来越小。

　　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被反复使用，证明中国宏观经济确需调控。也许经济的惯性与投机的非理性会使这一政策工具的“药力”发作略有滞后，但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人们能指望该项主要针对所谓过剩流动性的货币政策最终产生多大的收缩效用？

　　今年以来，在巨大贸易顺差面前，央行的货币政策似乎快要精疲力竭，货币政策疲劳综合征已经出现，货币政策的效率正在递减。

　　此外，目前仍持续高速增长的固定资产投资，基本不受持续紧缩货币政策的影响。地方政府对招商引资兴趣浓厚，投资冲动较少受银行约束，因此对银行提高存贷款利率并不敏感。国有企业自有资本的积累提高，客观上降低了对银行的依赖度。在国际收支顺差下，外汇储备越来越大，通货膨胀的压力越来越大，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效果也就越来越弱。正是由于经济增长的失衡，使得货币政策的效率递减。

　　随着货币政策对流动性管理弹性的弱化，财政政策对流动性管理的调控开始启动，比如特别国债的发行、利息税的减征，以及对外贸易关税政策的调整等等。

　　尽管政府对流动性管理采取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组合，甚至搭配运用了行政手段调控，但是，以当前经济运行的态势而言，所有的流动性管理调控政策仍不足以遏制流动性的继续扩大。

　　人们想知道，政府干预经济的力量的逐步增强，是否符合市场经济规则与市场经济建设；人们还想知道，失灵的市场在政府

　　社会资源的集聚模式以及财富的增长与分配方式，都在支撑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恐怕看不到此种情形有缓解的可能性。

　　下调准备金率或许可收一时之效，但我们似乎找不到退而结网的时间。于是，我国经济一次次面临同样的课题，过剩的资金向哪里去？这些资金如何配置到效益高的企业与行业，为社会创造更高总体经济价值？

　　坦率地说，目前的财政体制，是一个导致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资金对资产市场冲击过大、资金主要流向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和政府建设项目的体制。因此，用总量货币政策来调节资产泡沫和内需不足等问题，从治本角度看，还有什么用处吗？财政支出结构和体制不合理必然导致投资与消费比例长期失调，从而衍生宏观经济问题。

　　要驱动国内市场需求，就必须加快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加快财税体制、金融和外汇管理体制以及投资体制的改革，加快土地和其他重要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和环境补偿机制改革，加快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其核心就是财政体制的改革、财政政策的调整和实际财力上的支持。

　　从根本上来说，当前货币信贷方面面临的问题已不单纯是货币信贷本身的问题，而是金融体制、财政税收体制深层次问题的突出反映。这正好为加快和深化这些领域的改革提供了比较有利的时机。

　　正是货币政策的局限性，使人们仿佛看到了重新评估财政政策的意义。

　　既然在结构扭曲的经济环境中，货币政策或价格政策的作用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未来宏观调控中财政政策的作用就会逐步提高。进一步改革财政体制，有助于结构调整，并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当前我们可以期待的改革有：以发行国债的方式为社保融资、进一步减免

　　可以预料，紧缩政策将依旧是下半年的主基调。央行很有可能继续推出加息与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货币政策，或者交叉进行，或者同时推出。与此同时，为了配合央行的货币政策，

　　而毫无疑问的是，上调至12%的现有存款准备金率，已经接近历史最高值，倘若继续用短期对冲的方法来解决长期存在的市场问题，其空间只能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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