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决定一切

　　彻底摆脱最近一系列海外市场上出现的质量危机的影响，让“中国制造”从警示标签重新成为信心保证的真正关键

　　文 黄运涛

　　如果注意看中国国家电视台的一档名为“每周质量报告”的电视节目，你可能每次都得自动地从你的食谱或购买清单上删除某些项目。但事实上很少人这么做。在过去数年中，有关啤酒爆炸、假酒、毒大米、劣质奶粉、问题鸭蛋、病猪肉的事故屡有发生，但仅仅在事后不久，人们就开始正常地采购和进食一切了。

　　但来自大洋彼岸的有关中国产品的“质量报告”，却将“世界工厂”的安全和环境标准问题提到了国际政经对话的议程中。今年3月，16只美国猫狗因食用了含有中国原料的宠物食品而死亡，造成所谓“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宠物中毒事件之一”；随后，不断升级的“中国毒牙膏”风波从美国、巴西向亚洲的新加坡、日本、香港等地蔓延；紧接着，中国产

汽车轮胎、玩具、沙滩车和海产品等也被指称含有有害物质或存在安全隐患等。在5月22日的中美第二次战略经济对话中，食品安全第一次和

人民币升值、金融开放、知识产权一起成为热点话题。

　　当这一系列事件集中曝光后，终于，西方舆论开始把它们串在一起，将批评矛头直接指向了“中国制造”这一国家品牌本身。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迪克・杜宾(Dick Durbin)公开宣称，“中国制造”已经成为在美销售食品的“警示标签”。类似这样的担忧和不信任情绪很快传染到其它国家和地区。欧盟下令其成员国的卫生安全部门要定期报告近期是否发现有来自中国的仿冒或不安全牙膏进入欧盟市场。而在去年，欧盟各国以“不安全”为由截获的924批货物中，有48%来自中国，涉及金额相当于欧盟从中国进口产品总货值(以美元计)的15%。与此同时，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澳大利亚——在这些中国货同样盛行的国家，都加强了监测和监管。

　　同既往一样，中国在第一时间选择否认。在毒牙膏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迅速反应，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副局长魏传忠在会上通报，根据卫生部组织专家的危害性分析，中国牙膏中被认为存在毒性的二甘醇属于低毒类化学物质，目前没有因使用二甘醇牙膏而直接导致人体中毒的案例。

　　部分海外舆论将此视为中国对安全问题的矢口否认，暗示美国方面小题大做。

　　而在经历过最初的解释、反驳后，中国还罕见地摆出反击姿态：不仅用具体数字说明中国出口食品的质量高于美国，同时将不符合中国安全标准的部分美国商品拒之门外。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局长李元平5月31日表示，过去两年中国出口美国的食品合格率一直保持在99%。

　　初看起来，这像是又一例有关中外贸易纷争的你来我往的危机升级的重演，在之前有关知识产权、出口顺差等问题上，中国方面虽然反复强调缺乏根据的指责破坏了正常的贸易关系，但令人遗憾的是相关问题并未因中方声明得到解决，升级的争吵进一步恶化了气氛，并被国外一些保守势力利用，成为下一轮对中国攻击的借口。

　　但随后，相关部门又非常曲折地承认，的确存在问题。7月初，国家质检总局宣布，在全国范围的食品安全问题整顿行动中，共查处了食品违法案件2.3万起，被查获的假冒伪劣食品货值金额总计近人民币2亿元。质检总局执法督查司副司长韩毅在新闻发布会上曾表示，这些都不是孤立事件。

　　事实上，中国不必害怕“坏消息”。“以牙还牙，短期来讲有一点出气的作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转移国际舆论的注意力，但是从长远来看，中国需要在技术上有所完善、理念上有所改观。”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对《环球企业家》说。

　　在食品风波发生后，中国政府在相关制度的完善上做出了相当努力，5月底，中国宣布将建立一套食品召回制度，计划于年底前颁布实施；6月初，国务院公布了首个提高食品药品安全的五年规划。

　　“中国政府的行动显示出，其何等担心关于中国商品安全性的口水战会给‘中国制造’这一标志进一步抹黑。”《华尔街日报》评论说。这些努力在缓解国际贸易伙伴的疑虑、恢复“中国制造”正面形象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效果，但另一层次的问题是，尽管中国在回应外界批评时比过去更加积极，但在国际上塑造自身公众形象方面仍然缺乏经验。据美国公共诚信中心统计，从1998年到2004年，来自中国的游说费用累计超过422万美元，而同一时期来自日本的游说费用接近6000万美元。不过日本仍不是华盛顿游说团体的最大雇主，它还不如以色列。

　　美国的一些保守势力乐于将中美贸易中的一些问题简单化，利用媒体力量推波助澜，对中国横加指责，以此为自己赢得国内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如果进行简单而生硬的回应，只能使问题恶化。

　　相反，如果深入了解贸易伙伴国的法律框架、决策程序和政策走向，借助和中国经贸联系密切的集团，不失时机地进行海外游说，在很多情况下都能使解决问题的难度大大降低。

　　公共关系专家博雅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田行娟认为，由于缺乏游说传统，中国企业对游说的概念并不熟悉，而海外游说需要对当地政策、文化、语言环境相当熟悉，“这些都需要长期积累经验”。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商业环境就像100多年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任时的美国一样，由于假货泛滥和忽视质量安全问题，西奥多・罗斯福签署法令成立了食品和药品管理局，但直到1950年代，这一机构才取得它寻求确保安全的食品药品供应的权力。而中国在2003年才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基础上设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试图将之前分散在不同部门的对这一领域的监管职责和权力集中起来。但是，这个主管部门的前任最高行政官员郑筱萸被判处严厉的死刑的事件，一方面显示出中国整治食品和药品领域内监管腐败和漏洞的决心；但另一方面也暗示，在

中国经济迅速腾飞的最近几年中，有关安全及环境标准的考核并没有被很好地执行。被最近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深深触动的中国，能否由此迈入自己的“进步年代”？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