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30年是中国粗放经济转型艰难期

　　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总量指标地位的不断攀升，的确振奋人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拥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中国仍然依赖于高储蓄、高投资的粗放式增长，仍然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如果说过去30年里是中国处于艰难的体制转型时期，那么未来30年里可能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艰难时期。

　　⊙彭兴韵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日前发布的新的《世界经济展望》中指出，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11.2%，受到国内经济建设和商业发展的推动，今年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占到四分之一左右，中国也将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IMF的这一判断，把中国推到了全球经济增长的焦点。这与此前中国总量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2006年初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家等等综合在一起，表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体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无庸置疑，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总量指标地位的不断攀升，的确振奋人心。但是对我们来说，要紧的并不是津津乐道于此，而是要问一下：我们从“

中国经济对全球增长贡献最大”中得到了什么？

　　首先，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拥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中国仍然依赖于高储蓄、高投资的粗放式增长，仍然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这种粗放式的增长以中国越来越大的资源、环境压力为代价，以中国广大劳动力、消费者的福利损失为代价。中国经济现在表现出全球最强的外向型特征，而这种外向型特征与其他一些出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国家又有着重要的区别，即中国的外向型增长是“国外资本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雇佣”。在中国经济获得10%以上的增长率、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的同时，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在中国马路上奔跑的几乎全是

奥迪、丰田、本田。在一些凭借资源垄断的行业依靠持续的价格上涨获得高额利润的同时，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那些真正代表着技术创新行业的企业利润却在不断地下降乃至陷于亏损的境地，最后不得不依靠政府的救助才免强维持了生存。总之，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并没有取得与经济增长一样的国际地位。没有拥有在国际高端产品市场充分的竞争力，只是依赖于衬衫、玩具的出口而换成膨胀的外汇收入，我们仍然会在国际竞争中承受巨大的政治歧视。美国人、欧洲人、就连日本人为什么总是在

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表现出极端傲慢的姿态，根源大抵在于此。

　　其二，如果说过去30年里是中国处于艰难的体制转型时期，那么未来30年里可能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艰难时期。对于粗放式增长带来的种种弊端，至少在学界早就有了清醒的认识。过去，在衣食住行都极为短缺的情况下，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解决温饱问题。在此情况下，在低级的生产目标面前，带来美好愿望的理论总是会显得很无力，结果，在生产中总是会忽视健康和对生命的尊重。当然，其他一些政治经济体制方面的原因，在地方政府、在资本逐利的本性左右下，集约式增长也总是无还手之力地让位于粗放式增长。近年来，政府在节能减排、提高经济增长效益和质量方面花了大力气，也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效。但是，外部强制力的作用可能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只有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和人们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超越了温饱和简单的住行方面的需求，对清新的空气、对蓝天、阳光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烈时，只有当这种需求转化成大多数中国人内在意识的时候，中国才有了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基础。

　　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报告所指出的，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还带动了一些周边国家经济的良性发展；反过来，这些国家也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这即是说，中国经济的全球化程度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经济增长离不开世界市场的稳定，世界市场的发展也同样离不开中国的繁荣。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再也不会像20年前那样只是中国自己的事情，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的增强，中国对全球经济稳定的责任与担子也在与日俱增，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冲突也会日益增长。这是开放社会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会让那些本来就对中国的崛起充满了敌意与嫉妒的某些西方世界感到更加的不自在。在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一方面需要良好的国际合作与协调，另一方面又充满了曲折而复杂的斗争。因此，合作并不意味着以牺牲国内经济稳定为代价来促进其它国家的就业增长和稳定。开放、合作最终都只是实现国内经济政治目标的途径。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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