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挖一挖审计得罪人的非制度根源

　　曹林

　　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近日在中国政府网接受了一次在线访谈，有网友问：审计报告对准的是权威部门，得罪的是您的同僚，真是“干的就是得罪人的事”，您不怕得罪人吗？我知道，财政部金人庆和天津市市长戴相龙都是您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的同窗。李金华回答：审计确实是得罪人的，但这种得罪人非常必要，因为这是一种制度，国家的财政本来就应该有人去监督它。(新华社7月25日)

　　相信李金华“不怕得罪人”的表白是真诚的，如果怕得罪人的话，就不会那么一次次地掀起让“公众快、部委惧”的审计风暴了——不怕归不怕，但可以看到，审计部门在审计时潜意识中还是带着一种“得罪人”的精神负担的。这从李金华一次次“确实得罪人”、“不怕得罪人”、“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也就谁也不得罪了”的表白中可以看出来，越是说不怕，越表明其内在有着一种巨大的精神负担，一种作出某种巨大牺牲的悲壮。

　　但事实上，国家公共部门之间的关系，不该是“谁得罪谁”、“哪个部门得罪哪个人”、“哪个部门整哪个部门”的人事斗争关系，不是阴暗权谋游戏，而应是一种透明、正当、见得了阳光的制度关系。

　　一方面，

审计部门对其他部门的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这是公共财政和民主财政下的一种制度安排，纳税人有权知道自己供养的政府官员如何花着自己的钱，抽象的制度平等地指向每一个部门，没有任何人事上的针对性。另一方面，公共部门间并没有人与人的关系，只有组织架构功能上的制度关系；公共部门不是哪个人的，而是一个承担着某种公共职能的抽象存在，部门间的制衡、监督、合作等等都属“对事不对人”的事务关系，与人没多大关系。

　　在一些发达国家，这些事务都是按部就班地在制度轨道中进行着，克林顿不是被斯塔尔整，而是司法分支对行政分支的监督；议员不是针对布莱尔，而是议院对内阁的制衡——虽然这些国家的政治整天是喋喋不休的抗辩与问责，再感觉委屈，也很少有人抱怨“谁得罪谁”、“谁报复谁”、“哪个部门整哪个人”，少有人做事时怕得罪人，而是有一种“事务关系”、“事对事”的集体自觉和制度默契。

　　可在我们很多地方和部门中，这种正常的制度关系常常被理解为一种人事斗争关系，一个事件中，大家很容易对号入座地站到“得罪”与“被得罪”的位置上：你

审计署审计并曝光我的问题，就是与本部门过不去，就是不给我这个部门领导的面子；你国家环保局对本地的污染企业进行曝光，就是你潘岳整我们这个地方，就是针对我这个地方大员——这是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生态。大家缺乏对制度关系的认知和尊重，不是以制度的眼光看待政治，而是以人事关系。

　　其实在这种非制度化的生态中，不仅政治场上，民间社会看问题时也鲜明地带着这种痕迹，总喜欢从一种人事斗争的角度解读、旁观、评论一些东西，大家眼中都没有制度。

　　显然，这是缺乏法治尊重的表现，而是人治观在起作用。正是在人治观下，一个个公共部门不是承担某种公共职能的实体，而成了某些领导的地盘：用权力划出一个势力范围，这是我的地盘，其他人不得涉足和干预，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因为在人治下领导就是整个部门，谁批哪个部门自然也就让某个领导过不去，也就会有人产生强烈的“被得罪”心态。这种人治下，制度只是表层的东西，实质中是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祛除“谁得罪谁”的人事纠缠，必须首先在制度上以“民主政治”祛除这种带封建割据色彩和狭隘部落意识的“地盘政治”。

　　从另外的角度说，审计署“得罪人”，其实是满足公众对财政使用的知情权。如果纳税人手中有足够的权利，如果纳税人能决定官员乌纱帽、能让失职的官员回家抱孩子，那么，纳税人是最不能得罪的。一旦有了纳税人的权利支持，审计署才真正不会害怕得罪人，甚至根本没有“得罪人”的精神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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