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逢通胀考验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分析研究了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针对最近以来物价的波动，该会议提出，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扩大的问题亟待解决，并须着力控制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

　　中共中央的这个意见，恰切地指出了当前物价涨幅在继续扩大的现实。物价的波动，已经在民众的寻常生活中反映出来，尽管尚没有实质性的压力存在，但对于中低收入者，生活负担的增加已有所体现。“涨价”，成为近一阶段来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关键词。

　　今年的物价波动，肇始于部分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先是肉价上涨，蛋价上涨，继而方便面也跟着涨价。三大石油巨头和大唐、华能等五大发电集团则先后上书国家发改委，要求上调油价和电价。尽管国家价格管理部门和电监会都分别表态，不支持电价的上涨，但在推动资源价格改革和“节能减排”等工作的压力之下，资源性产品的价格逐步上涨，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在传导机制作用下，资源产品价格的上升，将会带动终端消费品价格上涨。

　　此外，财税政策是落实“节能减排”任务的最有力工具，但一系列关于能源和资源类财税政策的酝酿，也强化了物价上涨的预期。

　　因此，在接下来的下半年里，物价上涨的压力还会增大。正如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的官员所公开表态的，由于粮价上涨的带动，物价上涨趋势已然明朗。显然，这种压力也会体现在消费价格指数(CPI)下半年的数据上。CPI在今年6月份达到了近3年来的新高，同比上涨4.4%，早已破了3%的警戒线。

　　一方面，现实的物价压力已现，另一方面，未来物价继续上涨的预期确定——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控制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的任务也就显得更为迫切。

　　从推动今年物价上涨的源头动力来看，原因并不单一。猪肉、鸡蛋等农产品的涨价，有许多非常规性的因素，如饲养成本上升、因去年肉价过低导致的生猪出栏数量减少等，导致肉价的波动；近几年来，劳动力成本呈现不断上升趋势，也是一个因素；另外，民众消费水平的提高，从而推升了需求总量，以及上游产品成本上升，推高了终端商品价格等，都是部分原因。如果从本质上来看，则因货币供应量的持续放大，影响和推动了物价上扬。

　　由此，治理物价涨幅扩大，首先应从货币政策着手，收紧流动性。事实上，从财经政策的角度看，前些天加息和减利息税率双管齐下，虽不完全指向抑制物价上涨，但政府部门希望对此亦有作用的心情，并不难体悟。由于基础货币过多发行导致的货币贬值，从而引发通胀效应，致使物价上涨——其对策也必然是通过货币紧缩政策，求得对症治理的效果。

　　当然，应该注意到的是，政府虽努力在收紧流动性，但同时，人民币又在逐步升值，其中亦有矛盾存在。央行动用货币政策可能会强化

人民币升值预期，而人民币升值预期增强，外汇则可能大量流入中国，为保持

汇率稳定，央行不得不有力地干预外汇市场，干预意味着央行向银行系统注入大量货币。流动性增加必然导致物价上涨和资产价格上涨。这就是说，在现实条件下，单靠通过货币政策来抑制物价水平的上扬，显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而货币政策的作用会打些折扣，也使其他的辅助手段显得更为必要。

　　就今年对CPI上涨起了很大作用的猪肉、鸡蛋等农产品价格来说，消弭非常规性的因素十分必要。农业部近日表示，生猪价格一段时间内还会维持较高水平，但与此同时，一些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的扶助政策也将出台。无疑，这些政策的出台和落实，于稳定猪肉价格，乃至稳定物价总水平都将起到一定的作用。一旦非常规性因素得以消弭，农产品价格会止涨而处于平稳状态，也就将影响到CPI的数据。

　　政府部门近年来已有数次治理通货膨胀的经验。在遭遇压力之时，政府会以政策手段进行调节、抑制价格的上升，同时，也会治理市场不合规行为的经验，如对哄抬价格的行为进行打击等。历史的经验应当吸取，这将有利于物价水平不致过度的非理性上升，避免造成严重后果。而针对弱势群体在物价涨幅扩大的情况下出现的困难，政府部门也理当给予现实的帮助——当然，这还是治标的行为，从根本上，需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以调节贫富阶层之间的差距。

　　应当看到，今年出现的物价较快上涨，无论是国内、国际背景都较以往有了较大的变化。尤其是当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治理物价过快上涨乃至更严重的通货膨胀，任务都比以往更为艰巨复杂。这也是对中国政府一个新的考验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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