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义兴：通胀分析不应忽视体制性因素

    周义兴

　　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今年6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4。4%，创32个月来新高，这也是CPI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超过3%。国家统计局发言人李晓超发布的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还显示，上半年CPI同比上涨3。2%，国内生产总值(GDP)达106768亿元，同比增长11。5%。国家统计局称若控制得当，物价不会全面上涨(《新京报》7月20日)。

　　对此，如果以数据公布前的市场人士与专家预测看，可以说这次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CPI数据，并没有超出早前市场的预期。并且，对此统计数据公布之后的经济态势，以及国家可能推出的紧缩调控政策，相关市场人士与专家也纷纷作出了自已各自的看法与预期。然想说的是，对此如能稍加注意就能发现，现有不少专家对经济现象与走向的分析，在相当程度上尚还停留在“坐而论道”的纯市场理论层面，而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忽视了国内经济的“转轨”时期的体制特征，及其如此体制对国内经济的影响程度。

　　具体就以一段时间来的国内物价态势而言，价格的上涨，特别是去年下半年由粮油价格开始上涨的一段时间来市场价格态势，不要说是具有专业学术知识背景的专家，就是一般不具专业知识的寻常公众，都能从日常生活中感到通胀事实上已经形成。然而在此社会情况下，不知大家是否注意，一些市场人士与专家对市场价格现象与趋势的分析，虽然各有不同，但在理论上完全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分析论证过程也站得住脚。可其最大一个缺陷，就是恰恰忽视了，也是最不应该被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转轨”时期的体制。对此不妨可以想一想，如果将一种在市场经济机制中形成、并被证明有效的经济理论，拿来用在尚不具市场经济特征，或者说尚还不具备健全有效的市场机制的转轨经济环境，并进而对其作出相关的分析判断。那如此的判断与结论的准确性会不被打上折扣？可以说，这是当前对经济现象进行理论分析时必须注意的一个问题。

　　还有，由目前，及以后可以预期的一段“转轨”时期所决定，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对国内经济的驱动与影响，应该在市场还有相当的比例，而且如此的投资决策与选择，本质上有着对利率不敏感的特征。就此也不难预见，在市场机制经济环境里完全有效的价格传导机制，对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也许就会没有作用或影响会很弱。所以，如果忽视这样的“转轨”经济特征，简单地将市场经济理论套用在“转轨”经济上，并对其作出判断，那结果很可能会离“真实”情况相距甚远。

　　所以笔者认为，不论市场人士还是经济专家，由其社会角色所决定，应该说天然就有对经济现象作出解释的使命。但在此想提醒的是，一种理论如果忽视了具体环境与情况，不仅分析结果可能不准，而且长此以往不加注意，必定也会给理论公信造成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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