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货币政策可治通胀

　　清议 文

　　货币主义泰斗弗里德曼有一句名言：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只能是一种货币现象。据说，这是他依据所观察到的美国货币与物价之间的长期联系而得出的结论。该等联系是指通货膨胀是由于货币的过度扩张引起的，因此可以透过对货币供应量的适当控制来防止通货膨胀。

　　受此指引，在内地CPI涨幅超过3%并进入国际公认的高通胀区间之后，就应当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包括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等。本轮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是从2004年10月底开始的，那一年的CPI涨幅为3.9%，而上一年为1.2%。

　　非常遗憾的是，没有证据表明2005年广义货币供应量受到加息的影响，当年增长率为17.57%，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比上年大幅提升了2.71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由于2005年CPI涨幅回落到1.8%，也不能证明物价涨幅与货币供应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实际上，货币主义关于物价与货币供应量关系的理论存在一个重大缺陷，这就是忽视了商品市场的供求关系对物价的影响。于是，修正后的货币数量理论就变成：在商品供求关系不变的前提下，由减息促进的货币供应量扩张导致通胀，由加息促进的货币供应量紧缩导致物价下降；在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货币供应量即使紧缩也无助于物价下降，倒是可以透过扩大货币供应量以增加投资并因此缓解商品市场供求关系的方式促进物价下降。

　　必须承认，与美国相比，中国内地的物价上涨主要是由于商品供不应求导致的。考虑到增加商品供给必须首先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因此，抑制内地高通胀最有效的办法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加息以及相应的紧缩货币政策，而是中性的货币政策。确切地讲，该等中性货币政策就是在提高

存款利率以约束消费并因此吸收流动性的同时，通过缩小存贷利差或相对降低贷款利率的手段鼓励固定资产投资，并因此释放流动性。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内地自1980年至1996年持续的高通胀就是采用上述中性货币政策得以有效抑制的。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由于先后两度实行居民储蓄存款利率财政补贴政策，那时的居民名义存款利率领先于银行贷款利率的幅度更大。

　　严格地讲，上一轮高通胀并不完全是由于价格改革引起的，伴随工资水平大幅上涨而提高的居民购买力，或消费需求的增长，在其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应当说，本轮高通胀的出现与价格改革的相关性更小，消费增长的因素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有充分证据表明目前商品市场存在着越来越严重的短缺现象，诸如

成品油、粮食、猪肉的短缺，不仅城市道路而且

高速公路的短缺，以及电力、清洁用水、清洁空气、病床、廉价住宅的短缺等等，那么，为什么不可以重新采用中性货币政策抑制正在形成中的本轮高通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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