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土地违法困局 先走出执法困局

　　王琳

　　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张新宝日前指出，2006年全国发现的土地违法行为及立案查处的土地违法案件，无论从案件数量，还是涉及的面积，都较2005年有大幅上升。(7月9日《第一财经日报》)

　　然而“横看成岭侧成峰”，同样数据，站在不同的立场就能解读出不同的内容。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王国强就认为，尽管土地违法案件大幅上升，但从查处结果来看，惩处力度实在太弱。全部131077件土地违法事件，平均下来，每261.6件土地违法，才有一人遭到刑事处罚。全国政协常委李雅芳近日也公布了一组数据，称“2001年至2005年间，土地违法只有1%的党政纪查处风险，0.1%的刑事责任追究风险”。

　　和其他领域的秩序失范一样，土地违法大幅上升的原委并非无法可依，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诚然，目前关于土地违法责任的法律规定还难称尽善尽美，但也初成体系。《刑法》中关于土地违法的直接规定有3个条款，4项罪名，包括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罪，非法占用耕地罪，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罪和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罪。

　　此外，刑法第410条还明确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滥用职权，非法批准征用、占用土地、或者非法低价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或者集体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土地管理法》更是详细规定了11类土地违法行为，应追究刑事责任。至于规定土地违法行政责任的规范性文件，更是林林总总，蔚为大观。

　　在这并不失明确与严厉的规定背后，是如此触目惊心的超低查处率；在简直可以忽略不计的查处率背后，则是一些地方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的渎职。在这执法渎职和司法渎职背后，则是困扰地方经济的“查处”和“发展”的矛盾。在区域经济竞争加剧的今天，借圈地寻租，以圈地促发展，已成为一些地区

　　土地违法的超低查处率，已使得全国耕地保有量频频被突破。19.2亿亩耕地本是2010年的保有目标，但到2005年，全国耕地就只剩下18.31亿亩。众所周知，我国地多人更多，人均耕地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为了给子孙后代保住土地这一“生命线”，中国实施了据称是“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和耕地保护制度”，那么，又是谁在屡屡突破这道“最严格”的制度防线？

　　问题出在哪里，就应从哪里着手解决。土地违法困局的破解，也应从责任追究的归位始，从变更地方官员的政绩评价始。要清醒地认识到，执法和司法的公正是超越了城市发展的更重要的政绩，也是更值得珍惜的价值。要让那些土地违法者，不管是哪一级官员，也不管是为了什么冠冕堂皇的理由，都应承担其法定的责任。要让一个个鲜活的案例来证明，土地违法的责任追究是必定的和可预期的。唯此，土地违法之风方有得以遏制的可能。(作者为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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