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昱：媒体是对丑恶的终极约束

　　对于任何信奉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来说，对丑恶现象最终极的约束不是司法独立，或者政治上的反对派，或者宪法，而是整个国家的公民。即使其他约束机制被破坏，媒体也能独立地发动这一终极约束

　　□文 高昱

　　6月24日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了《劳动合同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等7部法律的草案。让我们高兴的是，提交人大常委会二审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删除了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和“突发事件所在地政府对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管理”的规定。这代表了我们的立法机构尊重宪法、审慎务实的立法精神和尊重民意、与时俱进的立法态度。

　　去年6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初稿里上述这两条规定，遭到了全国新闻界的广泛反对，最高人民法院也认为，草案关于“违反规定”的表述含义不清，由当地政府对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管理，“有可能成为某些地方政府限制媒体正常报道突发事件的借口，不利于媒体对其谎报瞒报开展舆论监督”；而事实上，“信息的发布和透明是处理突发事件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媒体所起到的正面作用应该充分肯定”。

　　据近期的《南方周末》报道，中国社科院、中 宣部、新华社及北京、山东、重庆等地方政府也分别对《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相关提法给出了类似意见建议，显然，尽管各级政府和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仍然因“守土有责”对新闻自由存在各种担忧、抵触和控制心理，但大家都意识到，良性的舆论监督有利于帮助政府发现问题，解决矛盾，改进工作，纠正失误，尤其在对于政府也始料不及的突发事件，媒体在事前、事中和事后，可以起到预警、解释和反思等多种独特功用。媒体所独具的号召力、公信力、说服力，可以帮助政府表明态度、增信释疑、疏导民众情绪、降低社会风险，创造良好的政务工作舆论环境。

　　“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没有不可为人言者。让人说话，天也不会塌下来。”国家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4月20日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写到，“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愿意不愿意，以媒体为代表的舆论监督都是符合宪法精神的一种制度性设计，也是表达公民意愿、推行依法治国方略的应有之义。”这位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列举的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四对辩证统一关系，“博弈中的制衡”、“趋同中的差异”、“非对称性中的统一”、“互动中的双赢”，确实是切中肯綮、睿智诚恳的珠玑之谈，也让很多新闻界同仁对以往非议较多的公安部刮目相看。

　　众所周知，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滋生腐败。我们的现行体制中，有党的监督、上级权力部门监督、司法监督，还有社会监督，而社会监督很大程度上要靠舆论监督。事实上，对于任何信奉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来说，不管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政体，还是西方资本主义政体，最终极的约束不是司法独立，或者政治上的反对派，或者宪法，而是整个国家的公民。确保政府和社会按照规范运行，对绝大多数公民都有好处，相反则损害了绝大多数公民的共同利益。而公民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新闻媒体发现和告知真相。广西南丹矿难、山西黑窑奴工等事件都清楚地揭示出，来自政府和司法机构的监督，有时候会因为政府腐败、官商勾结，在金钱收买下其关键环节可能遭到封堵而导致失效，但媒体却可以把真相告诉全社会，唤起民众对丑恶现象的行动，产生终极约束。即使其他约束机制被破坏，媒体也能独立地发挥作用——这正是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体舆论监督与其他约束机制的差异所在。

　　这其中一个关键是，收买媒体的经济成本和难度，要远大于收买官员。吴敬琏、肖梦等编辑的《比较》第24辑刊登有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麦克米兰和索伊多的论文《如何颠覆民主：蒙特西诺斯在秘鲁》。这篇对拉美民主政治失败案例的具体分析文章中指出，1990年代，藤森政府为了巩固政权，通过秘密警察首领蒙特西诺斯采用贿赂手段，大规模、系统性地收买反对派、法官和新闻媒体，涉案人数多达上千人。有意思的是，蒙特西诺斯给不同背景对象的行贿金额有显著差别，法官最低，政治家略高，而给新闻媒体提供的贿赂花费巨大。根据有关的博弈论原理，可以理解为，媒体在这种游戏中有多方面的优势，第一是拥有广泛的覆盖面，而且彼此之间不存在完全替代的竞争；第二是媒体能够最快地向民众传递信息，减少沟通与协调行动的成本；另外的一点是，在政府部门、议会和法院，他只需要收买那么有数的几十个关键人物就可以了，而媒体他却几乎每家甚至每个记者都要去收买，有一家不听话就足以坏事——最终蒙特西诺斯就坏在一家只有2万人收看的小型收费电视台上，这家被他忽视的电视台拿着他交易的录象带天天播放。

　　如果我们摒弃对多党制、议会、选举等那些西方民主形式的盲目崇拜，认同我们追求民主要的是内容而不是形式，那么一个好的社会主义民主标准就是要看，在这种制度下，人民的意愿能否得到充分表达，人民的权利能否得以充分实现，人民的权益能否得到充分保障——从这个角度讲，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都会得出共同的结论：公正独立的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也许比立法、司法、行政、纪律、道德等传统的制约机制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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