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利息税不能当宏观调控手段使用

　　孙立坚

　　如果目前通过财政政策来替代货币政策，那么，有可能央行今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将受到负面影响。而且，税收政策因为承担了它不该承担的宏观调控的任务，所以，就有可能额外增加它的支出，而影响公共投资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效果

　　最近关于利息税是否废除的讨论，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主张取消利息税以减少消费者在通胀环境下的税负压力，从而改善消费者所承担的“负利率”状况；二是当通货膨胀率连续突破央行年初所制定的通货膨胀控制目标时，通过取消利息税来代替央行的加息政策；三是取消利息税，对股市是否会带来新一轮的利空冲击。

　　同时，在伴随这场利息税取消的讨论过程中，不少经济学家对利息税的社会福利效果又作了进一步剖析，他们认为废除利息税有利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

　　笔者并不反对取消利息税，但是，笔者越来越感到市场对利息税的作用出现了过高评价。因此，这里想谈一些对此问题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利息税根本目的

　　不在刺激消费

　　1999年，

中国经济虽然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影响而出现由于内需不足而导致经济下滑的可能性，需要有一些促进内需的政策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导入利息税似乎直接降低了老百姓的储蓄收入，有利于增加民间消费。

　　但是，这里，我想借用经济学的一个术语——“替代效应”来描述这种观点，即这只反映了储蓄被消费所替代的一面，而忽略了利息税的另一面特征——“收入效应”，即储蓄减少会引起未来消费的减少，消费者为了使未来不受影响，就会有意识地削减现在的开支，增加储蓄，以保证未来有足够的收入来满足开支上的需求。所以，这两股效应的合力很难判断利息税的导入是否会促进消费的增长。事实上，我们也没有看到这样的单一效果在现实生活中出现。

　　即便如此，因为没有这样的刺激消费的作用，就需要废除这样的制度吗？我认为利息税的导入主要并不是出于刺激内需的需要，而是为了增强政府稳定的收入来源以配合当时积极的财政政策。众所周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几年中，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维持着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这在当时世界经济的舞台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财政政策不能替代货币政策

　　目前，中国对外依存的经济结构，通过国际收支双盈余的不断扩大，确实给经济带来了流动性过剩这样的副产品。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因此而不断增加。控制流动性过剩所带来的负面冲击，正成为近来政府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

　　虽然长期以来我们采取了不少紧缩的货币政策，但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那么，因为货币政策的迟滞效果，我们就可以借用税收政策来完成货币政策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吗？我的回答是：否。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

　　首先，货币政策的目标和税收政策的目标完全不一样。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保持国家货币价值的稳定(不会出现本币严重贬值，或由于高通胀率而使货币的实际价值缩水)和稳定的经济增长，而税收政策主要是政府通过征税获得的收入，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或用于公民中的收入再分配以确保社会公平有序的发展。如果将这两种政策混在一起滥用，即用货币政策去实现财政政策的目标或倒过来实施，都会严重影响货币或财政政策各自的独立性，最终将失去它们的有效性。

　　第二，税收体系应保持相对稳定性，所以，常常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制度或法律来维护，税收体系的稳定也是政府威信树立的一个重要渠道。而货币政策的及时调整以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这是法律赋予国家央行的神圣权利。

　　当然，由于目前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过高，而

汇率制度在没有完成结构调整之前，很难作出大幅度调整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确实面临着严重挑战，即便如此，利息税也不能替代加息等货币政策手段。

　　事实上，当今货币流动性过剩的特点是因为国际收支的失衡造成了银行体系的存贷资金规模严重失衡，存款的膨胀迫使银行产生贷款的冲动，因此，即使利息税遏制了资金搬家，或者让股市的资金逆流，但这丝毫也不能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定，反而因为存贷规模的失衡问题得不到缓解，银行体系目前所受到的流动性过剩的负面冲击而更加恶化。

　　第三，在当今全球整个利率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即便是废除利息税，对负利率改善的效果并不会十分明显，对资金流动方向的影响就更弱。另外，今年以来，央行正在改变货币政策的运作模式——努力提高它的透明度和诚信力。从中长期的角度看，这种做法一定会大大提高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如果目前通过财政政策来替代货币政策，那么，有可能央行今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将受到负面影响。而且，税收政策因为承担了它不该承担的宏观调控任务，所以，就有可能额外增加它的支出，而影响公共投资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效果。

　　不一定带来

　　所期待的溢出效应

　　如果说印花税直接对投资者的收益产生负面影响的话，那么，利息税的废除或导入不应对投资者的收益产生任何直接的影响。但是，如果人们因为对利息税的误解而形成了错误预期，那么，完全有可能会导致市场过度的反应，资产价格也会因此而出现暂时的震荡。

　　另外，利息税的废除对缓解贫富分化的矛盾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不一定大过税收政策的效果。理由是：这要取决于政府对所取得税收资源是否能够真正做到公平有效使用。如果真能发挥出政府的力量来解决“市场的失败”所带来的贫富分化问题，那么，有效的再分配会比一刀切的减税方法来得更有效。否则，我们只能妥协于“次优”的选择——废除利息税。

　　令人欣慰的是：最近政府部门大力开展的反腐败，以及胡锦涛总书记近来反复强调的“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理念，使我们对健全的税收体系所产生的社会福利效应更加充满信心。

　　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资金搬家现象，在目前还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状态下，会因为资源配置的效率下降，而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但是，即便如此，利息税的废除并不能保证资金会回流到银行体系。

　　如果我们能够很好地利用目前流动性充裕的环境，加快资本市场的建设和深化，那么，即使“脱媒”(指资金的供给绕开了商业银行这个媒介，直接输送给需求方，造成资金的“体外循环”)现象较为严重，也不会影响到经济健康的发展，相反，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的互补效应，会更加促进中国经济抵御外部负面冲击的能力，会更有效地推动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成功转型和健康发展。(作者为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插图/苏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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