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公平就业迫在眉睫

　　1997年的劳动力市场化改革是在对外开放和全球化加速的条件下进行的，它极大地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弹性和灵活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率的提高，使中国劳动力低价优质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是，由于一些非价格机制的作用以及劳动力市场客观上处于分割状态，它带来了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副产品”，这势必会反过来影响到经济增长。破解之道在于，不仅要加大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并且更要通过改革重构劳

　　陆铭 蒋仕卿

　　劳动力市场改革——从增量到存量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高速增长从本质上得益于劳动力低价优质的比较优势。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企业在计划就业体制下雇用了过多的劳动力。在1996年之前，增量的劳动力更多地借助于市场机制来进行配置，但存量劳动力所处的就业体制并没有在根本上被市场化。因此，在第一阶段的改革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存量劳动力被经济增长过程所吸纳，劳动生产率逐步提高，但由于就业体制没有市场化，职工总人数没有大规模增加，于是，生产的增长被存量劳动力所平均分享，人均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增幅并不算大。

　　在1997年之后，存量劳动力所处的就业体制也被快速地市场化了，国有企业富余人员通过下岗分流走向了劳动力市场，企业超量雇用劳动力的问题逐渐成为历史。在进入新世纪后，企业拥有了更大的劳动就业自主权，现在，企业只要支付足够的补偿费(在国有企业常常以所谓“买断工龄”的方式)，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而解雇员工。在这一新的体制下，企业的职工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力，再加上富余员工已经被分流，于是，二、三产中的劳动生产率(人均实际产值)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同时，由于生产增长带来的好处被更少的职工分享，职工的平均工资也得到了快速的增长。在劳动力市场改革的两个阶段里，职工人均工资的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关系也显示出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1996年之前，人均产值和实际工资基本上同步增长的，而且人均产值增长略快于平均工资增长。1997年之后，两者都增长得更快了，而且工资增长率有大幅度上升。这说明了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经济增长的方式发生了转变：1996年之前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是“增量扩张”的外延式增长，人均工资和人均产值的增长基本保持一致，这样，经济增长的动力就来自于劳动力和资本数量的扩张；而1997年之后，人均产值的增长显著加快，经济增长的方式有所改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由数量的扩张转变为经济效率的提高，是一种“存量盘活”的增长。在存量劳动力数量大于企业生产所需的实际劳动力数量时，维持较低水平的工资增长，就保证了生产成本维持较低水平的增长，从而为

　　收入分配——从共同富裕到结构分化

　　劳动力市场改革是为了改善劳动资源的配置和对劳动者的激励，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但是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对于个体来说，首先是导致了就业状态和收入水平的变化。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伴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改革，中国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

　　第一阶段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主要表现为职业和收入结构的渐进调整。人均产值的增长速度和人均工资的增长速度基本同步，因此，在劳动力存量结构调整没有剧烈进行之前，经济增长的好处是惠泽大多数人的。同时，市场化改革使得在计划经济下被扭曲的人力资本回报率开始上升。在劳动力市场改革的第一阶段，收入差距的扩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被扭曲的人力资本报酬得到矫正有关。如果总结一下的话，第一阶段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带来的是人们的"共同富裕"，但是，有一部分人富裕得更快。在1996年之后的第二阶段，劳动力市场改革加速，就业结构的调整剧烈，人们的就业状态迅速分化，劳动参与率不断下降，失业率迅速上升。如果我们察看中国城镇失业率的话就发现，即使以城镇登记失业率来衡量，1997年之后的失业率也在不断攀高。第二阶段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带来的是人们的“结构分化”，国有部门改革的收益主要被那些留在国有部门的人获得了，而分流出去的富余职工则分化为再就业、失业和退出劳动力市场各种状态。收入差距在“结构分化”的过程中进一步扩大。

　　劳动力市场的改革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要求，使得中国经济不断地释放出劳动力低价优质的比较优势所蕴含的潜能。但是，同时，收入差距的扩大也成为劳动力市场改革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副产品，而且，收入差距的扩大似乎仍然在继续。在这当中，有三个方面的潜在趋势可能会加剧收入差距的扩大，值得引起关注。

　　一是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和知识空前联合，而劳动者处于弱势。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处于一个越来越全球化和开放的环境中，因此，资本和知识的定价越来越多地在国际范围，而不是国内范围定价。而在中国，依旧有着大量的低技能劳动力供给，这些劳动力的定价却是在国内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上定价，至今，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工会力量薄弱、地方政府间竞争的制度背景下，劳动者的权益仍然缺乏完善的保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在全球化过程中，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和知识空前地联合在了一起，而劳动者却处于相对的弱势。我们的一系列实证研究发现，全球化(包括FDI和对外贸易)对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贡献接近20%，而且这一贡献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在不断加大。

　　二是市场化进程中价格机制越来越重要，但非价格机制也不可忽视。在劳动力市场改革的过程中，价格机制在决定人们收入的过程中越来越重要，使得人力资本的回报逐渐上升。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却仍然存在，一些非价格机制──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甚至于就业单位的性质──对于劳动力的收入决定也存在着正的影响。社会资本(包括社会关系网络)有助于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收入和失业者再就业机会，也有助于农村居民增加非农就业机会和减少贫困。

　　三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下，经济的空间集聚不足。在中国的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向沿海地区的集聚是造成地区间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但是如果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工业的集聚并不会无限地扩大地区间收入差距，只要劳动力流动是充分的，那么，当集聚过程中的正外部性发挥更大作用时，地区间收入差距是扩大的，而当经济集聚所产生的拥挤效应占主导作用时，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就可以得到缓解。现实中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在地方政府保护本地城镇居民利益的动机下，外来的劳动力在就业、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面临着与本地居民不同的体制环境，劳动力的流动成本被人为地抬高，导致劳动力流动规模被人为地压低，这导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远落后于工业化水平的，工业的集聚程度和城市规模的差异是偏低的。

　　中国经济如何持续增长？重构“三角关系”意义重大

　　就业状态的分化却进一步恶化了收入差距，分割的劳动力市场、非价格机制的作用，以及劳动力所处的弱势成为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制度背景。持续扩大的收入差距会危害投资增长，并进一步危害到经济增长本身。在较发达的地区，经济正在逐渐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在工业化阶段，由于制造业的产品有很强的可贸易性，因此，经济增长可以依赖出口来拉动。相比之下，后工业化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赖来自于当地服务需求增长，而过大的收入差距则不利于本地需求，特别是服务需求的增长。

　　如果我们将劳动力市场改革、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这三者之间画一个三角关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现在中国正处于这样的状态，即劳动力市场改革一方面直接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却在同时恶化了收入分配，而收入差距的扩大又会阻碍经济增长。而如果能够在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同时，有力地缩小收入差距，那么，劳动力市场改革无论从直接或者间接效应来看，都将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最终目标。

　　这就是我们所期待出现的经济增长新的阶段，虽然恶化收入分配的制度背景会交织在一起对我们的目标形成挑战，但是重构这个“三角”关系，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构建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充满着中国式的智慧，它也继续地考验着中国人的智慧。到目前为止，中国的经验说明，在一个存在着大量扭曲的劳动力市场上，渐进地进行增量调整对于促进经济效率和维持经济发展的安定环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经验还说明，在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收入差距的扩大的确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代价，而且，当收入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可能对经济的持续增长构成威胁。我们所期待的是，中国能够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采取新的发展战略，重构劳动力市场改革、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的“三角关系”，使得劳动力市场改革不仅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改善，也有利于收入分配更为平等，从而持续地促进经济的增长。为此，推动劳动力市场上的公平就业，并通过二次分配调整人们的收入差距将是这个战略能否成功的关键。(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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