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东亚金融合作不能操之过急

　　●中国十分重视东亚金融合作

　　●实行金融开放重视快中求稳

　　●首先合作消除转型不确定性

　　●缓解结构性失衡的负面影响

　　孙立坚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际资本向包括东亚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大规模流入，标志着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开始进入了一个实质性的起飞阶段。由于当时发达国家本国的资本投资回报率疲软，促使这些国家放松了对资本流出的监管；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倡导的金融自由化方针下，不断开放自己本国的市场，从而突破了制约经济增长的资本、技术和市场的瓶颈。

　　之后随着IT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浪潮势不可挡。不幸的是，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经历了痛苦的磨难。危机频发促使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加快了金融合作的步伐以避免今后可能出现的地区性的灾难。中国政府不仅十分重视这类金融合作，而且正在积极探索金融全球化时代自身金融自由化的最佳顺序。

　　目前亚洲金融合作机制是危机导向型的，对改善这个地区的结构失衡意义不大，需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结构调整的合作措施，以改善对美国经济过大的依存度。从表面形式上看，中国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如果中国市场的需求水平能充分支撑亚洲区域内的贸易，那么，东亚合作机制将会起到实质性的成果。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周边国家要求中国在商品市场、要素市场开放的基础上加快金融自由化和一体化的进程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中国正处在经济的转型阶段，不确定因素很多，转型的成本很大。海内外经济学家通过大量对金融开放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结果。相反，东亚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恰当的金融开放战略甚至会断送实体经济发展的硕果。

　　自从2006年12月21日中国银行业度过了加入WTO的“保护期”，开始向境外金融机构不断开放自己的人民币业务。这标志着中国金融自由化和一体化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包括人民币的

汇率制度、资本账户下的自由兑换、资本市场准入的门槛条件等金融自由化的环节，在有条不紊地推进。这表现出中国政府为实现金融自由化的战略而推行快中求稳的战术。

　　事实上，海外学者对新兴市场货币危机现象的研究也表明，金融开放的初始条件决定了开放的最终结果。如果没有一个良好金融体系的支撑，没有一个健全透明的制度体系，没有一个自律性的宏观政策原则，以及缺乏贸易自由化这一实体经济面的一体化进程，就不可能产生金融开放所带来的丰硕成果。即使出现了暂时的繁荣，也是在扭曲的经济运行体制下的非理性的虚假现象。

　　上个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爆发的接二连三的金融危机充分说明了这一经济学原理。相反，如果具备了开放的这些“初始条件”，金融开放反过来会促进金融体系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制约中国金融体系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并不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金融创新能力不足，也不是金融监管体系的效力的疲软，而是转型的不确定性使得大众对金融资本的投资回报率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重要而且更为迫切。

　　房地产市场和

股票市场价格的高扬都有这种“追涨杀跌”的成分。所以，消除转型的不确定性才是保证金融开放的前提条件。东亚金融合作如果能在这个方面首先开展合作，那么，金融开放才能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坚实稳固的基础。

　　当然，为了缓解结构性失衡给东亚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东亚各国还应该多采取其他的合作战略。比如，共同干预外汇市场，以保持币值的稳定。否则，一国单边的干预行动虽然也能给东亚地区带来双赢的效果，但是容易引起操纵汇率的质疑。不管怎样，逐渐减少干预的频度主要取决于东亚经济失衡状况的改善程度。总之，东亚经济正在成为全球最活跃的一个经济体，金融合作的得体与否直接关系到这一区域实体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作者为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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