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以反汇率操纵之名行操纵别国汇率之实

　　在华盛顿时间6月20日举行的国会听证会上，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再度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日一项改革表示支持。他称，这项改革将使灵活度不足的汇率制度和不足以支持汇率制度的宏观经济政策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督。

　　这是短时间内，保尔森第二次公开声明对IMF改革的支持。6月18日，IMF公布修改汇率监督制度，增加了“成员应避免会导致外部不稳定的汇率政策”的第四项原则。第二天，保尔森就表态称“这一决定发出了强烈信号，即IMF将重新把汇率监督作为其核心职责，并恪守汇率监督方面的规定”。

　　从美国政府利益立场出发，保尔森的论调不难理解。但这种论调，以及IMF的改革举措，并不能赢得IMF所有成员的赞同和支持。中国央行在IMF改革措施公布后，就立刻宣称对此持保留态度。

　　IMF的新原则以“外部不稳定”为重点，而目前中美贸易失衡问题又经常被指为全球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之一，因此，美国挟IMF新规以令中国的嫌疑无法排除。这一点，其实美国舆论亦有所反映。《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就宣称，美国自2005年开始游说IMF改变

　　无论IMF此次改革的背景如何，我们都主张应从更宽的视角来看待IMF汇率监督框架的变革。在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于1973年崩溃之后，世界货币体系第一次进入了自由浮动时代。由于各国都有冲动用降低汇率的办法取得出口商品的竞争优势，以及其他种种造成各国币值不稳定的因素存在，IMF在这种相对自由的国际货币体系中起着某种稳定作用。如果以改革促使IMF今后发挥更有效的稳定作用，而不是相反，则这些改革必须建立在公正的原则上，并经过成员充分探讨达成共识，而不是某种势力单方面改变规则。

　　正如保尔森所指出的，IMF的汇率监督框架自1977年建立以来30年都没有变动过。实际上，由于近年来IMF在为成员提供金融援助以帮助其度过国际金融危机、促进成员间货币合作维持币值稳定等问题上作为有限，甚至在援助陷入金融危机的发展中国家问题上饱受指责，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已经受到诸多质疑。适应新的世界经济形势、防止自身被边缘化的任务早已经提上IMF的改革日程。这种改革是必要的，但其方向应该是成员的长期稳定共赢，而不是成为国与国之间施压的新工具，特别是在汇率监督框架方面，很容易侵犯成员的经济主权，悖离相关国际法。

　　IMF官员在改革措施公布后举行的电话新闻发布会上，对此次改革与中国的关系问题上含糊其词，表示并非存在长期巨额经常项目顺差的国家就意味着汇率操纵。在IMF汇率监督框架改革的全部具体内容尚未公布的情况下，这一改革对中国的汇率水平和

　　不过，在新汇率监督框架中汇率操纵的具体判断标准中，包含有长期大规模的单向干预、长期的巨额经常项目顺差或逆差等内容。显然，即便IMF新规的指向并非完全针对中国，但这个规定易为别有用心者利用。不论IMF本意是不是针对中国，汇率监督框架的改革很容易对中国产生影响。

　　尽管IMF只是一个监督协调机构，汇率监督的四项原则只是给成员提供一个指导方针，并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性质。不过IMF总裁拉托却表示有信心，单国际舆论就足以让汇率操纵国改变做法。这就是说，虽然IMF没有强制执行的权力，但有了IMF公布的汇率操纵标准，美国在指责中国的时候无疑就有了更多借口，同时掩盖其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尤须提醒的是，某些国家打着IMF的国际旗号，以所谓“反汇率操纵”名义侵犯他国经济主权，进而实质上操纵别国汇率，以此最终达成以邻为壑并转嫁危机的目的。

　　事实上，IMF此次作出的汇率监督制度改革，所增加的第四原则，于消除目前世界经济面临的失衡危险的目标难以达到。正如很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美国之所以存在巨额贸易逆差，主要是由国内庞大的财政赤字和过低的储蓄率造成的。即使人民币大幅升值，也只能将美国的贸易逆差来源从中国转向其他国家和地区，并无助于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这一点，中国央行在表达对IMF改革的意见时，亦有提及。

　　我们相信，国际经济体系和货币体系需要监督和协调，但只有公平、恰当的监督和协调才真正有助于维护全球经济的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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