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防货币流通速度猛虎出笼

　　本报评论员 周炳林

　　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不应该被忽略,它就是货币流通速度。近期,我国存款结构持续出现定期减少、活期增多的现象,居民储蓄开始投资,陆续变身企业存款。可以明显感到,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很可能随之发生变化:一是居民取出存款进行投资本身即为流通速度的一种现实加快,二是企业的典型特征就是频繁的交易,居民储蓄变身企业存款之后,流通速度将进一步提高。这会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这个变量特性如何?贯穿了很多重要宏观经济问题的讨论。比如,1929大危机根源的问题,日本长期经济低迷,货币、财政政策哪个有效,货币当局行事原则等等。凯恩斯主义者基于大危机时的低利率、高货币供应等因素认为,大危机实际上伴随着宽松而"无用"的货币政策,因而财政政策才是重要的。弗里德曼反戈一击,认为大危机时的货币政策其实是非常"紧"的,当时因银行倒闭等原因,货币流通速度奇低无比,导致虽然货币供应看似很大,但是实际流通起来的货币规模非常小。

　　可以发现,在几个重要宏观经济指标中,GDP、通货膨胀仅是典型经济问题的本身,如为什么GDP增长过快或过慢,为什么通货膨胀或

通货紧缩;货币供应与货币流通速度才充当着问题答案的角色。相对而言,货币供应的情况是直截了当而且易于观察统计的,猛发货币当然导致通货膨胀,这在研究问题之时,并无太多讨论的空间。但是货币流通速度则不同,它隐藏于巨量的微观经济主体决策当中,调控货币供应的路径清晰,而货币流通速度却很难被把握,甚至需要通过CPI、GDP增长率、货币供应增长率才能去倒算它。而且,它增长多少给通货膨胀造成的压力,与货币供应增长多少的效果是一模一样。在一些情况下,控制货币供应增长的努力被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一口吃掉"。

　　在以前的经济实践中,中国很多政策发挥作用的背景是货币流通速度保持稳定或者下降,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M2货币增长速度(常为17%-20%)总是大于实际GDP增长(常为8%-11%)与通货膨胀率(常是2%-4%)之和。即增发货币超过GDP增长的部分并不全然转化为CPI,其一部分效应还被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所抵消。这里面的背景是过去十余年间,我国居民储蓄长期居高不下。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抑制通货膨胀,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并不总是在做贡献。它既可以抑制通胀,又可以助长通胀,原因有二:其一,货币流通速度增长率可能为正,这时,它对通胀的助长是直接的,如1994年我国M2流通速度增长率近17年来唯一一次为正的2.67%,即对应着当年24.10%的严重通胀;其二,由于我国长期货币流通速度保持相对稳定的负增长,令货币投放可能对其"妄加"依赖(常高于GDP7%-10%),并形成习惯,一旦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速度相对变慢,那么,较高的通货膨胀亦必然形成,情况有如1993、1995、2004和2007年的前5个月。

　　根据央行刚刚公布的数据,2007年5月末,我国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为37.31万亿元,同比增长14.11%。但5月当月,居民人民币户存款减少2784亿元;非金融性公司的人民币存款增加2320亿元。由于货币流通速度取决于经济中各类主体的交易热情,这种居民存款变身企业存款的现象,表明居民的交易热情正在经历一次空前的高涨,同时,企业的本质就是交易——频繁的交易,对于货币流通速度来讲,企业存款占比提高又将是一次革命性的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稳中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不仅应关注货币投放速度,还应着重解决货币流通速度问题。措施应包括各种抑制过度投机的办法,适时提高利率也应是其中一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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