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全球经济失衡不能只叫中国吃药

　　早报评论专栏作者梅新育

　　5月份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当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656.5亿美元，增长24.4%；进出口相抵，5月份贸易顺差同比猛增73%，高达224.5亿美元，远远超出市场普遍预期。数据发布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实，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效应和抢关出口现象，5月份的贸易顺差本身并不应令人太过惊奇。

　　一般而言，在货币升值情况下，经常项目收支的变动为：初期经常项目收支盈余继续增长；6-12个月后经常项目收支开始恶化；1.5-2年后，经常项目收支恶化程度达到极限，此后经常项目的余额开始不断上升。产生这一效应的根源，在于从外贸合同签订至商品实际交货之间存在时间差，以及价格谈判能力。在本币升值情况下，由于存在上述时间差，海外客户即使最终转向其他货源地，也不可能马上完成转移订单，已经签订的合同还需要继续执行；由于出口商价格谈判能力增强，出口商有能力要求海外客商随本币升值而接受提高后的价格。尽管中国制造业部门在总体上还不具备十足的定价权，但价格谈判能力正在增强，不少出口合同增加了旨在应对汇率风险的条款，如规定人民币对美元升值达到一定幅度，则出口商品美元价格上浮若干；出口商品以人民币计价，按结算日汇率折算美元支付，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某些贸易大国的一些人如果希望人民币汇率调整，能够立竿见影地降低他们的对华贸易逆差，那大概是注定要失望了。

　　与此同时，我国政府从今年6月1日起，调整了部分商品进出口暂定税率，其中一项内容是对110种出口商品开征出口税，提高32种商品的出口税率。就中长期而言，此举无疑有助于促进国际收支平衡，推进国家产业结构和外贸商品结构提升。但在短期内，其效果将是激励企业在新税率生效之前抢关出口，从而扩大贸易顺差。

　　任何政策工具要发挥效力都有一定滞后期，而且，由于市场参与者的理性应对措施，一项政策工具的短期效应很可能与其中长期效应背道而驰；中国5月份贸易顺差呈现新高不足为奇，但这个事实再度凸显了美欧经济调整的迫切性。

　　1-5月，欧盟为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欧双边贸易总值1298.7亿美元，增长29%，高出同期我国贸易总额增幅5.3个百分点；美国为我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美双边贸易总值1151.7亿美元，增长18.2%。而我国宏观经济失衡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国际影响所致。因为正是在美国人寅吃卯粮式消费需求以及满足这种消费需求的预期利润的拉动下，中国才有过多的资金投入投资而不是国内消费。而且，美国等发达国家在

二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为了执行课税政策和转移支付规划，为了比较平均地分配可供支配的收入，低储蓄率和低投资率是得到政府和舆论界认可的，由此形成了一套“低储蓄、高消费、高负债”格局；而由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由于在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其政界更倾向于将调整的负担推给别国而不是自己承担不无痛苦的经济调整，使得其“低储蓄、高消费、高负债”格局迟迟难以真正转变，这才使其他东亚经济体的庞大顺差经久难消，只不过具体表现的经济体从日本到东亚四小龙，现在又转移、集中到了中国大陆而已。

　　有鉴于此，调整我国宏观经济失衡和全球失衡不能仅仅依靠中国，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也需要调整。如果被要求调整的是综合实力较弱的一方，那就既无效果又不公平。去年12月15日，

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在中国社科院发表演讲，提到美国相应地必须在提高国民储蓄率、避免保护主义等方面承担责任，是一种值得称许的进步。前段时间发布的《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联合情况说明》中提到“中美双方还同意采取重大措施降低中国国民储蓄率，提高美国国民储蓄率”；“双方决定在今后的六个月中优先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美国将采取措施，增强长期财政责任，并采取新措施鼓励私人储蓄。”这是令人欣慰的进步，希望能够督促美国落实。只是舒默、格雷厄姆、鲍卡斯、格拉斯利4个美国参议员公布所谓应对“中国等国家不公平低估货币”的法案，曼德尔森就中欧贸易问题大叫大嚷，又提醒我们不可低估督促美欧作出这种调整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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