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精神的重建:中国大学的自我主张

　　罗 岗

　　【一】 "高考"的"这一刻"

　　1999年的7月,上海酷热难挡,人们的情绪似乎也在升温,因为一年一度的高考也随着高温来了。摄影家雍和一直想拍一张以高考为主题的照片,那几天他就在市中心的考点光明中学附近转悠,寻找拍摄的素材。虽然不知道他为了一张照片拍了几卷胶卷,但最终我们在第二年的<中国摄影>上看到了这张题为<99高考>的照片。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张照片并没有出现任何高考的场景:考生、考场或是监考的老师。单纯从艺术效果来看,<99高考>对画面的处理相当成功: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一位面色严峻的中年男子注视着镜头,他的眼神焦灼中流露出些许期盼,额头上的皱纹显示了岁月的痕迹,一副金属框的眼镜却又平添了几分书卷气……一切似乎都非常符合摄影的"美学"原则,而"99高考"的标题则清楚地显示出摄影家的用心,他把"这一刻"定格在一张表情生动的考生家长的脸上,而且是有着特殊际遇的考生家长的脸上。雍和说,他在拍摄"99高考"时,并没有将眼光投射在上海6万多考生身上,而是把镜头对准了一部分特殊的考生家长。这些家长是"当年上山下乡至今尚未回沪的知青","虽然他们受过太多的磨难,少小离家,又在外地成家立业,但他们的'上海情结'始终挥之不去,所以他们格外迫切地想要儿女们能'考回'上海"。

　　当年我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摄影家最初关注的"当年上山下乡至今尚未回沪的知青"的形象,能够透过这张"脸"得以表达吗?照片是不是为了突出这张"脸"而虚化掉了其他许许多多张"脸":那张当年插队西双版纳嫁给当地农民如今贫病交加的女知青的脸到哪里去了?那张因内地企业效益不好被迫下岗或提前退休的工人的脸到哪里去了?那张为了子女的上海户口或动迁中几平方米的面积而求助无门的脸到哪里去了?那张几十年来默默承受着各种经济和超经济剥蚀的脸又到哪里去了?我禁不住要进一步追问:摄影是不是不光占有真实,同时它还制造真实?

　　然而,当今天我再次重读这张照片和这张脸的时候,内心的疑问依然存在,可时间的流逝毕竟把<99高考>由"新闻"变成了"历史",这反而可能使"照片"因时间而获得"灵氛",这种"灵氛"超越了摄影家追求的"目标"和"情感",转化为对历史真实的另一种"表达"。具体而言,由于这位考生家长的出场——他那张戴眼镜的、颇具几分书卷气的脸暗示了十多年前也曾经经历过高考"这一刻"——让本来只是普普通通的"99高考"具有了几分"历史感"。不过,所谓"历史感"并非仅仅以父子相继的形式,表现了高考恢复以来这种考试对普通人命运愈益深刻的影响;尤为重要的是,考生家长的"特殊身份"——"当年上山下乡至今尚未回沪的知青"——势所必然地把我们的眼光带到更遥远的过去:那是"恢复高考"的"史前史"——教育革命、文革、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99高考>几乎是用"视觉无意识"的方式对我们所理解的"高考历史"提出了挑战,在那种历史视野中,"恢复高考"标志着"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期"的开端。

　　【二】 "大众化"与大学的"公司化"

　　<99高考>中那位"当年上山下乡至今尚未回沪的知青",他的"脸"告诉人们的是,他曾经参加"高考",他在内地大学读书,他今天还在内地工作,他希望自己的孩子通过"高考"回到上海……历史在"这一刻"定格,历史也在"这一刻"交汇,但两次"高考"却似乎有了迥然不同的"意义"。

　　今天看来,他焦灼的眼神不光流露出对孩子命运的担忧,同时也预示了对中国大学前途的不安。"恢复高考"十几年了,体制性解放的"活力"渐渐被耗尽,大学在享受"改革"成果的同时,也在为"改革"付出代价。

　　正是在摄影家举起照相机记录历史的那一年,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扩招"开始实行。这一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154万人,比1998年增加46万人,增幅高达42.6%。大学"扩招" 从1999年到2006年,短短7年时间,大学招生人数呈直线上升趋势,每年递增50万人左右。难怪教育部部长周济于2006年3月19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06年会上踌躇满志地宣布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2005年,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已超过2300万人,比2000年增加1071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1%,比2000年提高了8.5个百分点,跨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阶段。"

　　但是,回顾这段历史,不应该忘记早在1995年,大学"扩招"就已经开始酝酿和实施,当年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7.2%,是一个与某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相比也差距颇大的比率。用当时官方的语言来说,高校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已经无法满足我国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形势的需要了,包含的潜台词则是,日益增长的劳动力市场迫切需要更多高素质的人力资源。这才是高校"扩招"的内在动力。经过三年的试点,到大规模"扩招"前夕的1998年,当年的普通高校招生人数已经增加到108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也相应提高到9.8%。

　　之所以要强调1995年的重要性,是因为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一年。不仅仅"扩招"从这一年开始起步,而且教育部同时提出了著名的"211工程",其含义是"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重点学科的建设工程"。被列入"211工程"名单的有95所高等学校,"九五"期间,"211工程"建设资金总量约为183亿元。这个政策的出台意味着国家将重点扶植少数高校,同时也拉大了重点大学与普通大学、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学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大学之间的差距,使得绝大多数没有获得重点支持的高校需要想更多的办法自筹资金。

　　并非偶然的是,1995年开始了大学收费的试点。一年前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就提出了大学收费的构想,1995年开始在某些大学进行试点,1996年则在全国大学全面实行了收费制。据统计,推行收费制后,全国高校生均学费从1995年的800元左右上涨到2004年的5000元左右,进入新校区的学生学费则在6000元左右;住宿费从1995年的270元左右,上涨到2004年的1000—1200元,入住新公寓楼的费用则更高;再加上基本生活费等,平均每个大学生的每年费用在万元以上,4年需要4万多元。

　　我们可以看到,1995年前后出台的三项政策——"扩招"、收费和政府工程——成为了影响今天中国大学教育状况的主导力量。"国家"和"市场"的强势介入使得中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但"大众化"并不仅仅是更多的人获得高等教育机会那么简单:对于老百姓来说,把孩子送进大学,还有一个怎样来供他上学的问题;对于大学生来说,上大学了,还有一个毕业后怎样找到合适工作的问题;对于大学来说,人多了,钱也多了,还有一个怎样来管理如何来花钱的问题;对于国家来说,工程上了,投入大了,还有一个如何获得回报怎样取得成效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国家"和"市场"深刻地制约了大学的发展路向。当然,这并不是说,大学可以自外于"国家"和"市场",而是强调大学应该在建立学术共同体传统的基础上,与"国家"和"市场"形成良性互动。但目前中国的状况是,"国家"和"市场"掌控了大学的评价体系和品鉴指标,由此带来的后果表现为,一方面大学日益"公司化"——讲究效率、成本和市场需求,直接把大公司的管理理念和模式引进到大学,当然还可以加上官场注重"政绩"的特色;另一方面大学生日益"消费者化"——在交费进入大学之后,学生认为念大学也是一种消费,他们可以选择对自己将来就业有用的"服务",当然对那些没有直接用处却不得不学的教学内容,则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

　　最能反映中国大学这种"怪现状"的典型事例,就是前所未有地将研究生获得学位与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硬性挂钩。虽然这项制度在中国的许多大学实行多年,但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随着这项规定导致的诸多弊端暴露出来,譬如越来越多学生通过花钱买版面来发表文章——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5000字左右的文章,竟然要付出上千元的版面费——不少学校已经试图废除或改变这个规定。可是,最近上海一所大学却"逆流"而动,在毕业的研究生即将离校前夕,颁布<关于研究生学位授予科研成果量化指标体系的规定(试行)>的<补充说明>,再次重申研究生获得学位必须与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挂钩,而且特别强调发表在学术期刊"增刊"上的论文不能纳入评价体系。所谓"增刊"就是学术期刊为花钱买版面者专设的发表园地,上海这所大学的规定意味着许多学生花在版面上的钱打了水漂,进一步把研究生获得学位与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更严格和紧密地"捆绑"在一起了。

　　对于上海这所大学"反潮流"的规定,舆论有赞有弹。孤立地看,似乎都可以为这条规定找到某些赞成或反对的理由。但我觉得,无论是赞成者或是反对者,都或多或少地回避了一个关键,那就是这个制度的出台本身即大学"公司化"和大学生"消费者化"的产物,反对乃至废除这个规定是容易的,但要抵御支撑这个规定的"逻辑"却是困难的。

　　倘若要设想一种解开"捆绑"、给学生更多自由同时又能对他们的学术水平和能力进行有效考核与评价的新方案,那么前提条件就是拒绝以"国家"和"市场"为导向的"逻辑",而以建立大学自身的"主体性"为目标,从学术共同体的传统出发,重新构想准确考核研究生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的"替代性方案"。同时这也意味着从大学内部的制度建设入手,来强化学术共同体的传统,只有当自身的传统足够强大,才能够以"我"为主,与"国家"和"市场"形成良性互动。

　　【三】 大学的"自我主张"

　　如果要求"大学"拒绝以"国家"和"市场"为导向的"逻辑",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大学是否拥有"自我主张"。这种主张既包括对大学传统的重视,又蕴含对大学体制的反思。早在1929年,海德格尔在他的教授任职演讲时就指出:"科学领域分崩离析。处理各自对象的方式迥然不同。各种律令在分崩瓦解中纷然杂陈,如今只靠大学和系这种技术组织把它们拢在一起,并通过给专业设置实践目的的方式实现其意义。相反,科学的根脉在其本质的基础中已经死亡。"(<什么是形而上学>)但他在将"大学"在现代社会的命运加以"危机化"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大学"自我主张"的构想。四年后,海德格尔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发表了题为<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的就职演说,他明确提出:"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就是追求其本质的原初的、共同的意志。我们将德国大学视为这样的高校,她从科学出发,并通过科学,来教育和培养德意志民族命运的领导者和守护者。追求德国大学的本质的意志,就是追求科学的意志,也就是追求德意志民族的历史精神使命的意志,这个民族是一个在自己的国家中认识自己的民族。科学和德国的命运必须同时在追求这一本质的意志中获得权力。然而,只有,也只有在下面这种情形下,它们才能实现这一点,那就是,我们——教师和学生,一方面让科学直面其最内在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在德国命运极度艰难的时刻承负起它的命运。"尽管这篇演讲涉及到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复杂关系,但当时另一位可以说与海德格尔持不同政见的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在报上看到这篇演讲以后,马上给海德格尔写信,称赞他"直归早期希腊的伟大气魄,使我被一种新的同时也是不言而喻的真理所触动……人们能够在您的讲话中期望实现一种哲学地阐释着的方式。基于这个原因,您的谈话具有一种更值得信赖的实质内容"。在战后为重建德国大学而写的<大学的理念>中,雅斯贝斯重申"大学的自我主张",用另一种将"科学"与"哲学"结合起来的方式表达出与当年海德格尔类似的"大学理念":大学的根本在于对"科学意志"和"历史意志"的追求。

　　纵观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历程,无论蔡元培式的"放弃做官思想"、"一心研究学术"的大学理念,或是"毛泽东时代"的大学承担科技创新的崇高使命,都可以看作是对"科学意志"和"历史意志"的自觉追求。只有"公司化"了的大学在"市场"和"国家"的压力下,逐渐失去了"自我主张"。前几年围绕着"北大教改",关于"华人大学理念"引起了诸多争议,可以看作是一种恢复"大学自我主张"的可贵努力。所谓"华人大学的理念",金耀基在<大学之理念>中曾明确提出:"华人的高等教育在国际化的同时,在担负现代大学的普遍的功能之外,如何使它在传承和发展华族文化上扮演一个角色,乃至于对建构华族的现代文明秩序有所贡献,实在是对今日从事华人高等教育者的智慧和想象力的重大挑战";而按照甘阳的解释,则更加明确:"华人大学的根本使命在于必须一方面学习西方大学的优良制度和成果,但另一方面,这种学习的目的是要加强中国人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的独立自主,而绝不是要使华人大学成为西方大学的'附庸藩属'。"(<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中国大学要避免成为"附庸藩属"——不仅仅是西方大学,也包括"市场"与"国家"——就必须具备自己的"意志"和自我的"主张":在"科学"的意义上,它是科技的自主创新;在"历史"的意义上,它是文化认同的创造。

　　只有这样,大学才可能在一个民族"命运极度艰难的时刻承负起它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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