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禁与放中的民意含量

　　王毅

　　广州市2006年年底开始全面禁止电动自行车上牌上路，引起媒体高度关注。然而，广州乃至全国范围掀起的电动车“禁与放”的大讨论波澜未平，江苏省常州市政府又挑战公众的敏感神经，决定从2007年6月1日起，不再给新的电动自行车上牌并逐渐停止电动车上路。据媒体报道，和前些年珠海等地“禁电”一样，广州和常州的“禁电”都引来了广大民众一片反对声。(《中国经济时报》6月13日)

　　从目前全国一些城市的举措来看，禁行电动车应该不算是什么太大的新闻了，人们之所以再度把常州禁行电动车的新闻拎出来，恐怕还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借着常州禁行电动车来说事，并藉此探讨类似于电动自行车禁与放的大讨论中，究竟包含了多少民意的含量。

　　显然，相比于一些地区纷纷出台的禁行

电动车的红头文件，民意诉求才是第一位的要素。如果在这些禁行令的背后，并没有真正考虑到民意诉求，或是其中的民意含量并不高，那么就算是政府做出了禁行电动车的规定，恐怕也是难服人心的。

　　带着这样的目光去审视广州与常州对电动车的禁行，我们会发现，恐怕不仅仅是执不执行禁行令的问题，而是总有难以排除的传言以坊间流传的方式在为禁行令的出台进行着独特的诠释。譬如在广州出台

电动自行车的禁行令之后，便有两则传言广为流传：一为交警受到了利益驱动，二为当地汽车集团与政府合谋。特别是后者，有了某汽车集团为当地警方赠车的事实，恐怕不能不让人们想到瓜田李下这样的词。

　　对一个事物的评判，传言越多，那么恐怕意味着人们对这一事物导致的最终结果越不满意，某种程度而言，传言也可代表相当一部分群众的心理情绪，而传言之所以迟迟难以消除，最大的原因还在于政府的信息不够透明。具体到广州市在禁行电动车前进行的两次听证，恐怕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政府意志，虽然有民间代表参与，但通过新闻报道不难看到，民意再度扮演了人微言轻的角色，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事实上，坊间之所以对广州禁止电动车上路的命令不满，并不在于有多少汽车集团资助警方多少辆车，真正的问题在于，经过了两次听证会之后，人们骤然发现，虽然从程序上而言，广州关于禁行电动车的听证是中规中矩的，但实际上由于民意最终被弃之于被遗忘的角落，因而听证会之后做出的关于电动车的禁行令才广为人们诟病。

　　毕竟，禁行电动车一事涉及的是公共领域，可能影响到数以十万计的百姓的出行与生活，政府部门在制订禁行令之前，有没有广泛地征求这部分人的意见，有没有为他们考虑一下因禁行而导致的损失，就显得尤为重要。事实上，如果不充分让拥有电动车的人群表达出自己的意见与声音，那么举行再多的听证，恐怕也是形式大于内容。

　　听证并非是可有可无的摆设与装饰品，而是一个政府想方设法倾听民情民意，聆听百姓心声的最佳渠道。如果在听证这关上，民意释放的渠道便已被相关部门通过种种花招堵死，那么听证之后做出的禁行规定又谈何公正呢？

　　显然，电动自行车禁与放中的民意含量，才是决定电动车能否上路的关键因素。如果按照这一标准去衡量，国内那些禁行电动车的地区，有几家的规定是合乎民情民意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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