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需要特区吗

　　概括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个“新特区”的“新特征”，根据相关文件，在我看来，就是从以往单纯的“经济特区”走向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生态特区”，应该强调，这种“新特区”的建设，不仅是成都、重庆、上海、天津的目标，也是全国各省市的长期发展目标。

　　自2005年以来，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相继成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而这一次，成都、重庆则是“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首次西移。所谓“特区”之“特”，无非给予特殊的优惠政策、特殊资金扶持和特殊的税收倾斜罢了。在这一点，无论是“老特区”还是“新特区”，并无实质差别。早先的“经济特区”，现在已经普适化，不论是制度还是机制都已“特区不特”，趋同现象明显。而“新特区”的设立，将这种“特殊”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甚至由点到面，这无疑是又一次在同样的起跑线上重新设置新的不对称游戏规则，这对于其他“非新特区”而言，是不是一种区域歧视呢？

　　原有“经济特区”的设立，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在当时，从经济方面来说，由于资源、物质条件有限，就必须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选择区位优势明显的省市集中配置；在政治方面，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特殊的情境表明，应在“不争论”的前提下，建立经济转轨的窗口，以积累经验，向反对改革的保守派示强。在今天，无论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还是领导集体的决策思维，早已没人再否定市场经济。相反，要求在政策上对每个行政区一视同仁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很赞成学者赵诚的看法：“如有落后地区需要照顾，应当寻求在宪法框架内，设立地区平衡条款。不宜沿着‘中央的政策倾斜’这种计划体制的惯性走。”

　　成都、重庆作为西部“新特区”，最重要的意义莫过于配合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当前，西部大开发与当初“特区”产生的历史背景早已不可同日而语，而且，这种不同的历史背景也决定了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与“特区”经济有着不同的目的和意义。“特区”的一个重要作用是窗口效应、示范作用，通过特区的建设来展现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正确性。现在所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其目的是缩小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是一种均衡发展战略。可是，这种均衡战略却要以非均衡的“特区效应”来达到目的，这会不会造成新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呢？

　　相对于均衡发展战略，特区经济理论是一种次优选择。特区的发展尽管会产生“扩散效应”，附近地区会在特区的帮助下，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可是，这种扩散效应，有时候，却很可能会被特区所产生的“空吸效应”和“回程效应”所抵消。特别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特区”对周边地区人才、技术和资金的吸引力更大。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北京周边的“环京津贫困带”。北京对天津、河北、内蒙古所造成的极化效应，使得“欧洲的城市”与“非洲的农村”同时出现在半径100公里的区域内。这难道不是对北京特殊照顾的结果吗？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国家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这是应该的，但与“特区”存在的超国民待遇有着本质区别。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平等、无歧视原则。而特区，往往却意味着特权。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现在，正是国家为区域竞争创造公平、公正环境的时候，淡化“特区经济”应是国家政策题中应有之意。(13G6)记者：　-彭兴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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