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腐格言中透露着腐败根源

　　长缨

　　作为一种对市场与行政资源的双重权力垄断，转标运动只是将这种权力垄断由地方转为中央，而垄断的实质并无改变；另一方面，权力垄断由分散转为集中，由相对转为绝对的结果意味着什么？无庸赘言。

　　大贪郑筱萸有句防腐名言：“在整顿药品审批工作的过程中，取消地方的审批权，严格准入条件。” (见连日媒体报道)

　　有资料显示，仅2004年，国家药监局共受理了10009种新药的报批。且不论其中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新药”占多少(资料显示只占1%左右)，单就受理效率而言就高得惊人：平均每天受理近30种，官员们24小时不歇，每小时也受理1种以上。至于批复，据悉中国药监局对已在药典上的药品进行“新药注册”，即使不需要临床试验，批准时间一般也需1年到18个月之间。对涉及一种药物新用法和新剂量的申请，则需要简单的确证性临床试验支持，从申请临床试验到最后被批准约需3年时间。这已经大大短于美国药监局审批一种新药所需的时间———6年了。然而据了解，只要中介“会做”，公关“得力”，跑批“勤快”，速度可以“相当快”。至于快到何种程度？则视批文“价码”而定。

　　取消药品地方审批权，相信不会是郑筱萸一个人的决断，更不会是未经“上级同意”的决定。但这种旗号为“严格准入条件”的行政运动结果，最终却是广大制药企业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惨遭祸害，而以郑筱萸为首的药监高层贪官中饱私囊。这不得不引起人们对近年来类似部门的“转标风”(包括各类终极“认证”、收费“评选”等)的痛切质问。

　　转标之必须，似乎是因为地方对“地标”之执行与监管不力，容易甚或已经孳生大面积腐败；而转标后，实行一个口子准入，情况自然会大大改善。不幸的是，事实已经证明，在转标形成的垄断性的巨大寻租诱惑面前，即便是好人一个，也难免不会诱发其“原罪”，况乎不缺猫腻思维的郑筱萸们？作为一种对市场与行政资源的双重权力垄断，转标运动只是将这种权力垄断由地方转为中央，而垄断的实质并无改变；另一方面，权力垄断由分散转为集中，由相对转为绝对的结果意味着什么？无庸赘言。

　　无论是“定标”还是“转标”，从事此类行政运动的部门大都身兼“裁判员”和“运动员”二职，即标准由我制订，报告由我批复，市场由我准入，执行由我监督，而监督还是由我执行。其结果，就必然是“一个批文卖到三百万”，“一个中介年赚二亿”的现象日益泛滥。

　　无庸置疑的是，正是这种行政权力垄断的制度性根源，造就了郑筱萸这样的行政寡头。

　　不少专家认为，解决“跑批灰幕”的最好办法是：在技术标准领域、学术领域，建立一整套公正的中间评估机构，这种公正的评估机构应是独立、高度守信、服从市场组织原则的。但近年来多有披露的技术、学术领域腐败，又让人对这一所谓的“最好办法”心存疑虑。再看国家药监局最近为整改监管工作，重塑队伍形象推出的“新政”，其主要措施之一是从

公务员中抽调人员组成驻厂监督员队伍，对注册、审批进行全程、现场监管。但新政未即，已质疑四起：“驻厂监督员制度实行之日，就是新的商业贿赂和不正当竞争开始之时”，“今后药品生产经营又多了一个商业贿赂的高发点”。对新的权力寻租的习惯性猜测，说明人们对换汤不换药的诸多“新政”已失去信心。

　　窃以为，斩草务须除根，行政权力垄断的制度性根源一天不铲除，“寡头政治”及其伴随的制度性腐败便一天也不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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