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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东民:劳动力剩余下的民工荒

http://www.sina.com.cn 2007年06月05日 02:11 第一财经日报

  侯东民

  对这种一方面农业劳动力仍有大量冗余,另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却不对称地出现萎缩的现象,我们称之为剩余劳动力问题呈现出了重要的新形式。农业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转移方式是造成这种背离的重要的始作俑者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研究所有篇报告谈到“民工荒”现象,其观点认为,我国即将告别劳动力短缺时代,劳动力不足时代即将来临。这种预言是有“民工荒”现象等作基础的,因此,讨论一下“民工荒”现象与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关系是必要的。

  剩余劳动力还在1亿以上

  我国目前5.4亿多农村劳动力中,第一产业(下称“一产”)劳动力仍约3亿,超过了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实有劳动力的水平,而同期耕地减少、农村机械化水平及化肥、农药施用大幅度增加,因此,目前农业劳动力剩余应该高于改革开放以前的水平,远谈不上已经接近较彻底的解决。

  如果保守地假定2005年我国农村劳力中的一产劳力充分就业,劳均耕地应为10亩,而不是现实中的低于6亩(在不充分就业下,1978年劳均已7.5亩),2005年,我国一产劳力只需要约2亿,实际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5.4亿,其中一产劳力为3亿多,而统计中已经转移到二、三产业的2亿多人,也还不能说真正脱离了农业。

  由此可见,可以估计,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还在1亿以上。

  为什么有“

民工荒

  如果农业剩余劳动力还有1亿以上的庞大容量,可以讲,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形势就没有根本性转变,但为什么就业市场劳动力供应会出现“民工荒”?

  无论农村实地调查,还是有关部门调研报告,都显示我国农村年轻人外出打工逐渐普遍化。一些地区“民工荒”压迫工薪上涨也确实提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形势在发生某种变化。

  如果进一步解读这种变化与上述我们分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远未解决之间的关系,除了农村劳动力已经转移2亿因素等影响外,还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剩余劳动力问题已经出现的新形式的重要影响。

  回答这一问题,不能不涉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劳动力转移出现“离土不离乡”形式的问题。这种“离土不离乡”形式,在限制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市场表现,可能导致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存在,与二、三产业可利用的(或正确地讲,是愿意利用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之间发生某种程度的背离。

  从人口普查得到的农业人口年龄结构数据中,可以大致推断目前我国9亿农民中,0~14岁及65岁以上被抚养人口约占1/3,劳动年龄人口中15~39岁人口与40~64岁人口基本对半,各约3亿。考虑到15~39岁年轻人口中部分仍滞留农村,外出打工人口也并非完全脱离了农业劳作,而在城市就业市场中农村40岁以上人口已经难以找到工作,可以推断我国农业劳动力中,一产劳动力约3亿的统计数据基本是可用的。这意味着,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中确实有大量劳动力冗余。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同样不难发现,这些冗余劳动力由于年龄关系,却相当部分不再可能为二、三产业就业市场所吸纳,可能长期沉淀在农业之中。

  对这种一方面农业劳动力仍有大量冗余,另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却不对称地出现萎缩的现象,我们称之为剩余劳动力问题呈现出了重要的新形式。

  所以,即便我国二、三产业可吸纳剩余劳动力出现萎缩,也并不证明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已基本解决。相反,这里看到的是,我国农业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转移方式是造成这种背离的重要的始作俑者。

  “离土不离乡”的困境

  离土不离乡转移方式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企业越来越倾向只利用劳动力之劳动生命最年轻的时段,这一时段一旦结束,对二、三产业来讲,劳动力就失去价值,多数不复利用。这种转移特征的结果,使城乡两方面都出现了新形式的剩余劳动力问题。

  一方面由于年轻农业人口进城,我国城市常住人口不断膨胀,但在城市劳动力需求旺盛的背景下,城市“4050”人口下岗现象同时不正常地愈演愈烈,致使城市人口实际退休年龄已经远低于法定退休年龄;另一方面,占农业劳动力近1/2的农村40岁以上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则似乎注定只能留在农村,年轻农民工在城市呆一段时间后就要回到农村。这是造成滞留农业的劳动力剩余数量依然巨大,但对二、三产业劳动力市场的供应似乎却有萎缩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很显然,谈劳动力过剩或短缺,任何国家都指的是劳动年龄人口,而不是指40岁或35岁以下劳动年龄人口。因此,只要农村一产劳动力数量仍在3亿水平,就没有任何理由讲,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已经接近解决、劳动力短缺时代已经来临。

  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艰巨

  从长远看,对我国剩余劳动力问题及其复杂性,完全不能低估。我国人口到本世纪30年代才会达到高峰,人口众多、产业升级以及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都决定了中国人口问题及剩余劳力问题的解决将是长期而艰苦的过程。

  而且,由于各种因素,

中国经济发展已不可能再延续以往的道路,产业升级不可避免。但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生产效率提高,对劳动力需求却将减少。所以,即便经济继续快速发展,人口规模问题,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仍可能长期困扰中国。

  至于所谓以往中国在享受“人口红利”,而“人口红利”将很快枯竭等说法,实在是中国学者不恰当地演绎出的流传最广的神话。劳动年龄人口充分就业才有收获的“人口红利”可言,以大量剩余劳动力所致劳动力成本低为背景的经济增长,是典型的人口问题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发展特点,这是所谓处于“人口红利区”的中国与处于(由于高生育)“人口负债期”的印度,现阶段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中国今后一段时期内同样也没有所谓享受的“人口红利”的枯竭,继续有的仍将是剩余劳动力问题长期与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特点。

  中国人口问题另一基本的矛盾还在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上世纪90年代国土资源方面的预测已经指出,2020年左右中国不在少数的主要矿产将依靠进口。2007年我国仅进口

铁矿石已预计为3.6亿吨。下一阶段,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逐渐尖锐,也可能使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更为复杂而不确定。

  在这种情况下,应清醒地认识到,人口规模问题在中国依然长期有深远影响。仅根据目前一些情况,就断言中国人口问题、就业问题的性质即将逆转,还为时过早。(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资源环境室主任)插图/苏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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