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的跨界难题

　　禹刚

　　我们不得不承认，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金融一体化的趋势无可避免，但我们又该如何“趋其利、避其害”呢？在看到金融机构全球化经营带来的好处时，政策制定者们又该如何携手合作，降低危机的传导和溢出效应？

　　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沈联涛在他的文章中表示，“亚洲金融危机是一个交叉影响的事件”，“这场危机提醒每个人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已经创造了一个没有边界的全球经济，但对经济和国家的管理，仍局限于各自国家的法律和本土文化的水平。”

　　监管错配

　　目前对各国监管者最首要也是最基本的两个问题是：一是加强对大型复合型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在第一时间防止危机的出现和蔓延；另一个则是建立跨国界的危机处理机制以及解决方案，降低溢出效应。

　　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以全球性的“多元化监管”应对全球性的多元化运营。

　　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应对不同机构的业务领域的差别，与此同时如何协调不同国家的法律和监管框架的差别。母国和宿主国监管层如果利益非常不对称的情况下，这样的差别会带来严重问题。以发展中国家为例，有些国家信贷增长快、外资银行活跃，管理层更多关注国内资产价格泡沫，或是总需求增长以及外部失衡的压力，在此情况下，宏观政策工具作用有限；此外，管理层对外资银行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国内市场管理风险缺乏了解。

　　如果是这样，则应了一句老话：权利和义务错配。承受最大风险的监管者，却非处于消减这些风险的最佳位置。

　　协作难题

　　2006年3月，国际清算银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拉美国家智利的外资银行贷款中有54%来自于西班牙，这部分贷款占到智利国内私营领域总贷款的72%；但从西班牙角度而言，流向智利的贷款资金只占西班牙银行流向海外总贷款的15%，这种不对称使得两国监管机构在监管和处理危机的很多看法上难以达成共识。

　　也就是说，西班牙的银行对其在智利分支机构的一举一动——也许在母公司眼里无关紧要——会对智利国内的金融体系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来自西班牙的外资银行已是智利国内举足轻重的金融机构了。

　　随着近年来金融机构加快全球化布局，多个国家的监管当局会对某一外资金融机构活跃的宿主国金融体系产生影响，但这个宿主国则发现国内外资机构的母国监管者遍布世界各地，沟通和协作成本高企。而且由于各国对监管过严是否损害金融机构全球扩张中的商业利益看法不一，因此在监管尺度方面也难以达成一致。

　　在极端的突发性危机爆发时，技术层面的法律框架、监管结构等差异成为各国联手解决危机最大的障碍。这些差异包括合作和信息交换上的法律局限；在危机到来时发现大量的合作备忘录根本无法在实践中实施。

　　即便监管者之间的合作障碍能够克服，但仍然有大量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比如不同主体的利益存在不对称；在金融危机爆发时，各国政府对干预的程度和规模有原则上的差异；在消除危机中的道德风险，不愿过早干预；一些小国根本没有能力救助大型的跨国金融机构；在注资手段、存款保护比例方面也存在较大不同；在救助和清偿的具体实施上的不同。

　　更客观地来说，这些差异和矛盾，即便在同一个国家中，政府、央行和银行监管机构之间也很难看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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