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何时成为央企利润受益者

　　本报记者 王尧

　　年轻人的养老金和央企“中国式分红”

　　年轻人将来要领的养老金的一部分，会来自中央企业每年的上缴利润。12月19日,国资委主任李荣融第一次对国内媒体明确了央企的“中国式分红”和老百姓的关系。

　　那天，他在国务院新闻办的发布会上说：“任何人都会有老的那一天，也都难免会生病，所以，社保基金很重要，国资委坚决支持把部分国企的收益转到社保基金。”

　　国资委公布的数据说，今年中央企业上缴税金(含石油特别收益金)7000亿元后，实现利润预计可以超过7200亿元。从1994年税制改革后，国企只需缴税，税后利润归企业所有。因此目前央企的巨额利润都在企业的账上，归企业花。

　　李荣融曾说：“国有企业搞了半天，它是国家的，它是人民的。所以，它所获得的盈利都应是为人民谋利益的。”

　　这个被媒体称为“中国式分红”的制度，在国资委的术语叫“中央企业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建立此制度，是国资委在2006年着力推进的三大重点工作之一。

　　有的超大型知名国企没有真正的董事会

　　中央企业董事会试点，被国资委一把手李荣融称为“国资委成立以来最大的新闻”。在2006年，推进中央企业建立和完善董事会工作是国资委的重中之重。

　　今年，进行董事会试点企业有19户。熟悉国资委的人知道，在2006年，每家企业召开董事会试点会议时，国资委至少派一名副主任参加，以示重视。

　　建立董事会试点，是希望改变过去实际上的“一把手负责制”，将企业转向董事会决策、经理层执行、监事会监督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这里有个大背景，到2010年，所有的国有企业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而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距此目标只有7年。

　　在我国很多知名的超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每年利润超过百亿元。其中，有的没有董事会；有的看上去有，但却不是真正的董事会。

　　李荣融说，原来的(董事会)缺陷是“三会不分”。一把手既是董事长，又是总经理，又是党委书记，身兼三职甚至是数职；副总经理又是董事会成员，又是党委委员，职责闹不清。

　　“开会都是同一拨人，无论董事会，总经理会，还是党委会。我们清产核资以后，就发现了许多问题。这是因为没有制衡。一个企业要健康发展，没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是不可能的。”李荣融说。

　　本报记者曾问李荣融，在160多家央企当中，目前只有19家有董事会试点，推进的速度是不是有点慢？最大的难处在什么地方？

　　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目前董事会的试点进展比较顺利。这是企业要搞好的关键。我的任务是把董事会、董事选派好，总经理由董事会聘用，如果总经理不在状态，董事会就会请他走人。这是用机制管人、制度管人。”

　　国资委领导也是央企的消费者

　　国资委目前监管多少家企业？年头和年尾不一样。2006年开春时是169家，现在变成了159家。国资委内部把此项工作称作“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央企业调整重组”。

　　国务院国资委目前监管着159家国家出资办的企业，“从卖炮弹的到卖松花蛋的，都有”。

　　转型期的中国，哪些行业应该由国有经济控制？12月18日，国务院国资委第一次明确给出了答案：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国有经济要保持“绝对控制力”。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资委文件还确认，国有经济对基础性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包括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行业。

　　国资委明确，到2010年，要把30至50户中央企业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那时候，中央企业数量将减少至80至100家。这意味着，未来3年中，至少将有60户企业会被合并重组。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说：“从过去几年的势头看，四年以后的2010年，国资委旗下涌现出30至50家类似今天中石化、中石油、国电、中国移动这样的超大型国企，应该是可能达到的。”

　　但是，他同时指出，目前超大型国企集团的绝大多数，并没有直接向全球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也因此没有直接参加与跨国公司在全球市场的竞争。超大型国企的绝大多数在中国本土市场上、向本土客户提供商品和服务，其绝大多数的收入和利润来自本土市场。

　　他举例，中国移动的利润都来自中国普通消费者，市场里你供我求连成一片，任何公司的利润都构成用户的成本。竞争不足下创造的高利润，无可避免地会抬升所有买家的成本。

　　生活在今天的中国，我们离不开中央企业的服务，无论是卖汽油的中石油或中石化，卖电的国家电网公司或者南方电网，无论是选择中国移动或是中国联通。如果国资委的行动，让我们从中央企业享用到从全球标准来看都是好的产品和服务，那么国资委自然会得到更多的赞扬和支持。

　　至少从目前看，国资委和中央企业还有更远的路要走。

　　今年8月，李荣融在中央企业负责人会上，脱稿10分钟，给央企老总讲起了善待消费者的道理。他说，自己曾经因为飞机晚点在机场苦等两个小时，在这两个小时中，他一再向服务人员询问有关问题却没有得到解释。晾着他的航空公司，正是他监管的央企之一。

　　“我们国资委几位副主任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最长的等了五六个小时。”他点名提醒在座的三大航空公司老总说，我们很多时候也是顾客，要将心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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