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崛起的代价是结果

　　叶利钦的私有化改革与宪政民主改革，确立了俄罗斯“走向正常文明国家”的基础，但权力系统的侵蚀和改革经验、力量的不足，也使这场规模和复杂性不亚于中国的改革实验，成为绕开人民的改革。

　　2000年1月，叶利钦向普京移交权力时，最后一次向全体俄罗斯公民发表讲话说：“我曾设想用一次跃进摆脱过去的残缺，用‘正常的文明’社会来取代集权社会，但这一切都没有成功。希望普京能成功。”

　　然而，俄罗斯的社会体系、政治结构、强力部门、国企经理、攫财大亨甚至普京本人都不会在一夜之间脱胎换骨。每个人都带着各自的“胎记”，再次参与到新的社会重组。

　　普京没有继续叶利钦的民主模式，它倡导可控的或威权主义的发展道路，这两者本无好坏之分，在世界上都有成功的先例，但让人困惑的是，俄罗斯无论选择哪种模式都面临着自我破坏自我的宿命。叶利钦的民主模式被以民主为工具的力量破坏了，而普京的集权同样遇到了可能被控制强权的人破坏的危险

　　□记 者 吴金勇 袁瑛 特约记者 王霄

　　月13日，俄罗斯财政部长亚历山大·库德林来到中国。作为普京政府核心的经济官员，库德林及由他“掌管”的卢布一直是世界各国观察俄罗斯经济状况的焦点所在。今年7月1日起，俄罗斯取消了对资本流动的一切限制，卢布正式可自由兑换。仅1个月时间，卢布的实际有效

　　46岁的库德林，在普京总统任期内已连续担任6年的财政部长。他是普京所倡导的“可控市场经济”路线的强力支持者。原本《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央行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货币政策职能机构，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俄罗斯央行与中央政府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像是受中央政府节制的一个经济部门。

　　这缘于普京上任后开始实行的可控市场经济战略。2002年，俄罗斯修订了《俄联邦中央银行法》，中央银行的管理机构由原来的中央银行经理理事会改为国家银行理事会。国家银行理事会主席由财政部部长担任，即现任财长库德林，副主席是央行行长伊格纳季耶夫。国家银行理事会的12名成员中，来自央行的只有行长1人，其他分别来自政府相关部门、总统和议会的代表。这也就意味着，总统和政府通过其在理事会的代表，对中央银行拥有管理和控制权。

　　与15年前倡导俄罗斯私有化改革的新自由主义者组成的“青年改革派”不同，财政部长库德林被归类为“教条自由主义者”。“教条自由主义者也属于改革派，但它是为俄罗斯的大企业服务的改革派。他们试图通过推动改革，把自由主义原则推向反面。”俄罗斯经济学家米哈伊尔·杰里亚金对《商务周刊》说，“库德林正是目前俄罗斯教条自由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之一。”

　　杰里亚金，莫斯科大学经济学博士，从1990年起，成为叶利钦总统顾问班子成员，曾任职于总统办公厅，后成为总理普里马科夫和卡西亚诺夫的助手。现为民营研究机构——俄罗斯全球化研究所所长。

　　依照杰里亚金的划分，俄罗斯当政的教条自由主义者除了财政部部长库德林外，还包括第一副总理梅德韦杰夫、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部长格列夫、央行主席伊格纳季耶夫、卫生保健和社会发展部部长祖拉博夫、俄罗斯总统助理舒瓦洛夫、俄罗斯总统在南方联邦区的全权代表科扎克等，当然还包括当年俄罗斯私有化改革的总设计师、副总理，现国家统一电力公司总裁丘拜斯。也正是这些人，被认为是近年来俄罗斯经济、政治和社会整体迅速发展的功臣。但在另一些俄罗斯人看来，他们正协助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将俄罗斯带入另一个集权的危险之中。

　　“我们的所有行动，都只服从于强国目标。”

　　——普京

　　库德林的此次来华，不仅是为即将来访的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哈伊尔·弗拉德科夫做前期准备，更是为实质性加速卢布的世界化作努力。“不排除人民币与卢布在中国境内实现完全自由兑换的可能性。”与来访的库德林会谈后，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对俄媒体透露，“在这个事情上，一切皆有可能，但不能急于求成。俄中两国金融领域合作的发展还取决于双方经贸合作的扩大。”

　　当然，卢布问题最能引起国际市场关注的还是石油与卢布的结合。目前，美元是全球石油贸易中最主要的结算货币，美国正是通过美元控制了石油的交易，影响着全球石油价格和经济脉动。而现在，俄罗斯凭借其丰富的油气资源，正在国际格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显然“石油卢布”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不要忘记，在伊拉克宣布拿石油换欧元的短短几周后，美国就出兵伊拉克了。而眼下的伊朗即使是在与美国关系最紧张的时刻，甚至战争都提上日程的时候，也不敢宣布他们的石油欧元设想。”杰里亚金说。

　　然而在强大的能源优势背景下，普京也许敢。

　　据资料显示：俄罗斯石油年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10%，是世界第二大石油输出国；俄罗斯天然气年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30%，同时是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2000年至2004年，俄石油开采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5%，出口年平均增速为14%。2005年，俄石油产量达到4.7亿吨，石油出口量稳步升至2.5亿吨左右，预计2008年出口将达到2.9亿吨。

　　强大的能源优势和近年来疯长的能源价格，不仅为俄罗斯带来了丰厚的收入，而且客观上也促进了俄经济的整体走强。石油与卢布应该互相支持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石油卢布”计划最早起源于1989-1990年时任俄罗斯财政部长的瓦连京·巴甫洛夫。“站在俄罗斯经济发展角度考虑，这个举措完全是明智的，但这样会很损害美国在全球竞争中的利益。因此，俄罗斯只有在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国防能力成为强大后盾以后才可以考虑这个政策。”杰里亚金认为，10多年后的今天，尽管俄罗斯尚不完全具备上述条件，但强硬的普京还是提出了这个设想。

　　“卢布过去曾经是世界上最坚挺、最受尊敬的货币之一，‘金卢布’的价值与其大国地位相当。我坦率地说，俄罗斯需要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自由流通的卢布，需要与世界经济体系有一种坚强而可靠的联系。”在2003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这样说道，“对于我国百姓来说，这意味着，准备出国时只需带上护照和卢布就行了。”

　　这确实是振奋民心的宣誓。今年5月普京在总统致联邦会议的年度国情咨文中又再次表示，卢布应当成为进行国际结算的通用货币，应当不断扩展卢布的影响范围。普京说：“为此目的，必须在俄罗斯境内建立以卢布进行结算的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商品交易所。”

　　今年7月，俄财政部长库德林正式宣布，俄罗斯将按卢布出售能源和其他最重要的商品。他说，俄罗斯银行已经为满足别国对卢布的需求做好了准备。“这需要在世界市场上进行卢布的流通和买卖。”他说，“这就意味着，我们的银行应该为所有客户保障卢布供应，部分银行已经提出为世界任何地方的客户提供这种服务。”反过来，用卢布出售包括能源在内的一些最重要的商品，也将有利于卢布真正成为可自由兑换的货币。

　　以强势资源来拉动货币甚至整个经济和政治实力，成了普京重建大国战略的主要武器。“乌拉尔”牌石油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波动是俄罗斯经济的晴雨表。近年，俄罗斯的财政预算资金一半左右来自石油、天然气。最近库德林在政府会议上介绍2007年预算草案时指出，明年俄联邦预算收入的52.2%将来自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由于出口石油，2002—2005年间，俄罗斯大约得到了158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

　　能源与货币逐步强势的同时，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也在普京时代迅速增长。2000-2005年，俄罗斯的GDP增长速度为年均6%，超过欧盟和美国。今年前8个月，俄罗斯GDP的增长速度又达到6.7%。截止到今年10月1日，俄罗斯黄金外汇储备达到2660亿美元，预计2007年底将达到3696亿美元；稳定基金总额则超过700亿美元。

　　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形势稳定使俄罗斯有可能提前清偿全部外债。今年8月，俄罗斯提前还清了欠巴黎俱乐部的约220亿美元债务余额。这笔还款额是俱乐部历史上最大的一笔提前还款额。据俄经济发展与贸易部的统计，提前还债可使俄罗斯财政在2020年之前节省利息支出超过120亿美元，同时可使国家外债在GDP中的比重下降到9%。这对于俄罗斯经济是一个重要事件。从1993年起，俄罗斯既是巴黎俱乐部的债务国，也是债权国。偿还债务以后，俄罗斯将成为真正的债权国。

　　1999年12月31日，正当2000年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为维持宪政路线、不让俄罗斯“走上回头路”，叶利钦突然宣布辞职，由总理普京代理俄联邦总统，并不惜火线通过第三个《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法》。2000年3月，普京如愿当选总统。从2000—2006年的6年间，在国际机构的评级系统中，俄罗斯几乎是飞跃过了8个等级，即从最低信用级别金融危机级提升到投资级。虽然距离美国、法国和德国所拥有的最高级别还有7个等级，但库德林认为，得到最高级别是俄罗斯的宏伟目标，也是俄罗斯以己之力所能做到的。

　　“2006年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将首次超过1991年的水平。”这是俄罗斯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部长格尔曼·格列夫在今年6月宣布的，“我们现在开始建设前所未有的新经济。”

　　经济的整体复苏为普京强国战略奠定了基础。他对俄罗斯人民说：“我们的所有决定、所有行动都只服从于这一点，即俄罗斯应当在世界上真正强大的、经济先进的和有影响力的国家中牢牢占有一席之地。”

　　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失去了这个强大而有影响的一席之地。当时，国家衰退，人民生活压抑，随着北约的东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不断被压缩。“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一心想让俄罗斯成为西方喜欢的国家，成为他们眼中的好孩子。尽管偶尔也想表现一下霸气，比如在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上，但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俄罗斯所研究员王郦久对《商务周刊》说。

　　2000年当选总统的普京给予了俄罗斯人民新的信心。“民主还是集权，在俄国内一直有争论。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并不重要，因为普京的做法毕竟能让人民生活得更好些，更扬眉吐气。”王郦久说，“普京和俄罗斯民众太想重新恢复世界强国的荣光了。这是一个全民性的愿望。”

　　在地理和人文上，俄罗斯一直是事实上的大国，但对俄罗斯来讲，它的“强”和“大”主要是能否与西方平起平坐和抗衡。从主办八国峰会、打击车臣恐怖势力到以能源制衡欧洲、毅然地接近美国认为是邪恶和恐怖国家和人物……普京和俄罗斯有了从自身利益角度来表明立场的能力了。

　　对一个国家来说，不同历史阶段的强大要由不同的资源和治理方式来支撑。在沙俄时期，这一强国梦是通过领土扩张实现的；前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则更多地由其军事实力和意识形态影响力来支撑。“在经过将近20年的孱弱后，今天的俄罗斯是一个正常的俄罗斯。这也不是专制和独裁，普京并没有穷兵黩武，他更多地依靠国内治理、地缘战略位置和能源优势重拾了大国地位。”王郦久说。

　　“不能机械照搬其他任何国家的模式，也无意重返苏联时期的高度集权。”

　　——普京

　　以“可控的民主和可控的市场经济”为特征的普京现象，是俄罗斯迅速恢复国家秩序和综合国力的主要原因。王郦久认为：“尽管这与叶利钦时的民主方式不同，但与历史上的俄罗斯发展轨迹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普京的国家控制论，早在他从政之初已有体现。1991年，普京接受了富有改革精神的圣彼得堡市长索布恰克邀请，辞去了圣彼得堡大学校长助理的工作，到该市外事委员会任职。当年8月，整个国家局势骤然变化，象征权力的斯莫尔尼宫内原先所有办公室内挂的列宁像均被摘下。当普京新搬到一楼办公时，工作人员问他办公室内该挂什么新画像，“彼得大帝。”普京不假思索地说。

　　事实上，彼得大帝就是一位自由主义和君主至上思想并重的混合人物。自由主义在俄罗斯的传播始于彼得大帝1689年按照西方模式改造俄国的实践，这是西学在俄国开始传播和俄国化的开始。但彼得大帝在引入西方发展模式的同时，并没有引入公民平等、权力划分、立法和选举等当时在英国、荷兰已经实施的政治制度，而是继续巩固和扩大无限的君主权力。

　　普京当选总统后，提出的“可控民主”和“可控市场经济”思维与彼得大帝有相承之处。“谁可控？其实就是中央可控，总统可控。”王郦久说，“当然这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俄罗斯面临二次解体的危机。”

　　1990年代初，叶利钦为打破旧秩序，采取了“翻盘”的做法，将整个前苏联体制全部推翻。由于前苏联专制时间很长，国家又很大，情况复杂，一切东西都要一点点重新建立，经过近10年时间，在法律和社会架构上，一个新俄罗斯终于建立起来了，但国家各个方面的管理仍然非常粗放。

　　1996年开始实行的地方长官选举制，使俄罗斯联邦中央丧失了对地方长官的任免权，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10年来，俄罗斯的一些地方势力快速膨胀，地方分离主义运动猖獗，各联邦主体领导人控制着地方税收、法律、媒体和自然资源。

　　“他们不服从中央管理，把地方利益放在首位，无视俄联邦宪法，许多地方法律甚至是违背俄罗斯宪法的。”王郦久说。据俄媒体透露，当时俄罗斯各地区通过的法案有1/5同国家的基本法相抵触，一些地区还享有无限的立法自由，有的几近于完全独立。与此同时，经济上采用的休克疗法，也使国家陷入持续衰退之中，并于1998年爆发了经济危机。

　　“这些现实使普京也陷入困惑，是继续私有化，还是适当集中？他也没想明白，但他想清楚的是先从权力垂直化上入手。”王郦久说。

　　2000年5月12日，普京签发总统令，决定俄罗斯将按地域原则建立由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组成的7个联邦区，原89个联邦主体分别划归这7个联邦区，每个联邦区将任命一位总统全权代表。7大联邦区总统代表的任命中，5位是军衔至将军的军人。随后，普京又让内务部和税务警察局赋予7个联邦区总统代表新的权限，且明确指出莫斯科将集中指挥这些地区的军队，地方行政法庭的管理权力也集中到中央。强力部门在俄罗斯的权力体系中实力大增。

　　第一任期中，普京对内阁成员更迭采取低调平稳的方式。4年中，他逐渐从圣彼得堡同乡和克格勃系统中搜罗人才，为政府班底换血，以逐步取代“叶利钦派”。2004年2月，在新的总统大选前，被认为叶利钦班底最后一道防线的总理卡西亚诺夫被解除职务，这时他离届满只差几个月。

　　与出身克格勃的普京一样，新总理弗拉德科夫也出身强力部门，他曾在国家安全会议中担任现国防部长伊万诺夫的副手，此后又担任联邦税务警察局局长。普京班底中出身强力部门的还有国防部长伊万诺夫，他是普京的圣彼得堡同乡，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同学，也是原克格勃同事；还有圣彼得堡大学的学弟科扎克，在普京第一任期时为政府办公厅主任，第二任期到南部联邦区任总统代表。

　　有媒体称，来自克格勃系统和其他强力部门的干部目前已占俄政坛25%的高级职位。也有社会学家统计，在普京第一任期结束时，身居要职的官员中“戴过肩章的人”比例已达50%，这其中包括总统顾问、政府部长、联邦区总统代表、州长等，他们控制着国家行政、经济、司法和监管媒体的大权。这种干部比例，在叶利钦时期为11%，戈尔巴乔夫时期仅为3%。

　　回想1990年代的俄罗斯私有化，几个30多岁的改革派青年，突然受命彻底改变世界最大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而这个国家事实上已经有了300年沙皇统治、70多年共产党统治，有着140多个民族、89个地方政府，面积比中国和美国加在一起还要大。青年们只能依靠传统的政治力量和从工厂经理摇身而成的大亨们。10年后，普京几乎是只身进入了克里姆林宫，他的执政基础仍要脱胎于原有政治力量，只不过他们是另一群人。

　　普京班底浮出水面的一个直接因素是2000年第二次车臣战争，普京成功地惩罚了车臣分离主义分子。这场战争中，强力部门的代表们先后登上了政治舞台。正是依靠他们，普京摆脱并惩罚了对国家进行讹诈的媒体巨头——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这些强力部门和“圣彼得堡派”对普京时代的国家管理制度产生重要影响。“正是由于这一特点，现在建立的制度具有专制的所有特征。”杰里亚金认为，“一些强力部门的习惯性将俄罗斯拖入了持续至今的‘威权主义痉挛’，他们在普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里直接统治着俄罗斯。”

　　然而，普京的思想和他的执政基础，使他一定要坚持他的可控之路。2000年5月17日，普京宣布开始对俄罗斯国家权力体系进行改革：一是剥夺地区行政长官进入联邦委员会的权力，此前俄联邦委员会代表由各地区行政长官和地区议会领导人自动担任，现在改为联邦委员会由联邦主体各出两名代表组成，而不是地方长官本人了；其二，联邦中央有权解除违反宪法的地区行政长官的职务和解散不遵守联邦法律的地区立法会议；其三，改变了地方行政长官的任免程序，提名权归总统，而原先这个权力在由地方各党派组成的选举委员会，选举方法也不再是“海选”，而是由地方议会间接选举。

　　在普京对权力机关进行改革前，俄罗斯的地方当局支配着重要的金融资源，并保持着强大的政治独立性。恰恰是这些力量，在1999年普京的大选中成为了当时仍服务于商业寡头的强力部门的实际对手。而今已摆脱了商业寡头的强力部门与地方当局的斗争，从目的本身变成了控制地方金融流和财产的手段。

　　“在同实际的竞争对手进行争夺权力的斗争中，强力部门大体上总是成功的，包括此次纵向权力体系的建立。”杰里亚金认为，“总统左右州长的任命，实际上是使州长与选民脱离，服从于总统办公厅。”

　　2004年9月，普京提高了政党进入国家杜马的门槛，从得票率5%提高到7%，政党注册资格也从2001年《政党法》规定的1万人调整到5万人。

　　原来的俄罗斯国家杜马，有5个政党拥有议席，俄罗斯社会普遍认为，门槛提高后，明年的杜马选举，议会中的党派可能将减少到2-3个，特别是支持普京并占有议会席位2/3多的统一俄罗斯党实力将会大增。

　　“如果统一俄罗斯党变成议会的绝对多数党，这为该党成为执政党提供了条件。到时俄罗斯的总统、总理将与该党派的关系更加密切，甚至可能成为一个党的成员。”王郦久说。对此，一些俄罗斯国内专家已明确指出，这将直接导致国家议会也脱离了人民，而是服务于总统办公厅。但与这种“权力阴谋论”不同，王郦久认为，问题和矛盾是有主次之分的，普京纵向权力体系的建立，巩固了联邦与地方的关系，有效化解了俄罗斯二次解体的危机。“但这确实与美国所支持的叶利钦时代的民主路线背道而驰了，因此遭到了西方的猛烈批评。”他说。

　　对此普京有自己的看法。“俄罗斯无意重返苏联时期高度中央集权和极权的政治体制。”今年10月10日普京在德国访问时称。普京表示，俄罗斯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有100多个民族在此繁衍生息，许多共和国和联邦主体享有特殊权力，“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国家结构。我们不能机械照搬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模式，无论那听上去或看上去有多美好。但是我们将尽力做到遵循现代文明世界原则和民主原则，保障我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但杰里亚金显然不这么看。“毫无疑问，普京获得今天这么高的支持率，是因为俄罗斯人民为了恢复秩序而同意放弃自己的民主。”他说，“多亏了高昂的世界石油价格，普京恢复了一定的秩序，可是他并没有开始现代化和发展过程。不仅如此，由他成立的政治制度对国家发展创造了新的障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种制度并不公平，而且对人民有害，因此普京建构的秩序并不是很坚固的。”

　　10月13日俄罗斯《生意人报》报道说，俄罗斯国家企业活动系统研究所就企业家经济活动中的地下支出部分，在小企业家中进行了试验性调查。那些愿意参与调查的企业主们指出，2002年他们给黑帮交的“保护费”占企业收入的4%，去年占到2.3%，而今年则为1.8%，但今年企业主给黑帮交的“保护费”首次低于贿赂官员的费用。与去年相比，企业主用于贿赂官员的费用从企业收入的1.9%增长到了3%，一部分莫斯科的企业在贿赂官员方面的费用甚至可以占到企业收入的60%。

　　对于目前国家管理体系不能有效减少特定官僚集团的腐败，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长格列夫也同样感到事态严重。近日他公开表示，政府认为官僚主义问题是关键问题，并承诺与之进行斗争。“我们认为俄罗斯经济的关键问题在于制度性的停滞不前，这和官僚主义对商业压力过大有关，政府对此非常清楚。”他说，“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来缓和这个问题，要尽量减少官员直接参与商务活动，使手续最大限度地透明化，并使商人和官员的任何交往都只产生正面的推动作用。”

　　但反对者们相信，这些“一切措施”肯定重点在于更多的行政强力手段。“威权主义将进一步强化制度性腐败。”普京的原经济顾问伊连诺夫评价到，“原本偶尔的不系统的官僚腐败，在如今变得有了法律依据，并成为一种制度被确定了。”

　　“事实上证明，目前普京的支持率仍是很高的。”王郦久认为，普京的“可控民主”好还是不好，要看实际效果，“俄罗斯人民可以评价，历史可以评价，尽管它与西方的民主相悖，但它符合俄罗斯的集权传统”。

　　“许多官员认为，永远都会是这样，这种代价就是结果。”

　　——普京

　　不管如何评价普京的“可控”政策，都改变不了强力部门和“教条自由主义者”共同组成了普京权力系统的主要框架和脉络，而且“可控市场经济”是以“可控民主”为前提的事实。

　　在一个政治支配经济的社会中，衡量经济效率的标准在于，经济制度结构在多大程度上保证了政治权力的统治地位。

　　尽管普京没有放松私有化的过程，从2000年开始，俄罗斯每年被私有化的企业都有2000多家——这一阶段的私有化仍称得上是快速和大规模的，但2001年12月21日，新的《俄罗斯联邦国有和市有企业私有化法》颁布后，普京政府对具有战略意义的企业控制明显加强了。

　　普京版的新《私有化法》重新规范了国有资产出售程序。该法第一次强调了国有和市政所有财产的购买者拥有平等的权利，国家权力机关活动的公开性，国有财产转化为自然人和法人所有必须获得补偿，并根据企业规模、流动性等规定了10种不同的国有财产私有化方式。

　　引人关注的是，新《私有化法》规定，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公司股份要列入私有化计划，必须在总统做出减少联邦对其参股份额或将该企业从战略性企业的清单中革除之后，而天然气工业公司、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以及其他一些铁路运输领域的自然垄断公司要实行私有化，则需要经过专门的立法。

　　到了普京第二任期刚开始时，即2004年8月，普京以总统令的形式确认了“对巩固俄罗斯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企业及股份公司名单，其中收录了518家俄联邦国有企业及国家持股的546家股份公司，国有股份所占比例从25.5%—100%不等。进入该名单的战略企业要实施股份化，股份公司要出售股票，都需由总统来决定。根据联邦法律，进入名单的企业将享受特殊的破产保护程序。

　　普京的上述举措让人们很清楚地认识到，能源、电力、铁路等行业，是普京经济和政治战略思想的重中之重。事实上，2004年12月对尤科斯子公司尤甘斯克石油天然气公司的国有化，以及2005年5月对霍多尔科夫斯基的判决，都与俄国家战略相关。2005年9月，普京接受了弗拉德科夫总理的提议，决定让俄罗斯天然气垄断企业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和收购了尤甘斯克100%国家控股的俄罗斯石油公司合并，组建俄能源领域的“航空母舰”。

　　“普京所实施的私有化区别于前两次私有化的一个特点是它的规模要小很多。有的只是形式上的私有化，其实是为国家控制的，比如尤科斯公司和伏尔加汽车公司，更多的情况是，一些官员对形式上的私有企业开始进行暗自监管。这样这些企业形式上看来是私有的，但决策者是相当于企业领导层的那些官员们。如此一来，受监控企业的相当一部分赢利进入了官员们的腰包。”杰里亚金说，“事实上，我并不反对国家干预经济。”

　　他解释说，国家永远是要参与到经济事务中去，对于市场经济也不例外——这是国家的职能，对社会的责任。“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国家财政预算支出占到了GDP的40%，比我们高，在欧洲发达国家这个比例还要更高。”他说，“如果一个国家是为全社会服务的，那么国家参与经济就是好事。但如果只是服务于一个小群体，就是一个大坏事。”

　　今年10月10日的俄罗斯《新消息报》称，最近几年，私营经济在俄罗斯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急剧下降。3年前国家财政部的数据还显示，一半的俄罗斯经济或者属于国家，或者直接由国家控制。“今天，由国家控制的经济部分至少达到70%。在这种背景下，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统一俄罗斯党提出了恢复国家计划经济体制的想法。”报道中的一位专家说，“俄罗斯现在恢复的不仅仅是旧的思想，还有旧的口号——‘要在10年赶超美国’。”

　　事实上，“要在10年赶超美国”来自俄罗斯财政部长库德林，当然他的原话并非这样带有“大跃进”色彩。今年9月24日，库德林在俄罗斯第一频道电视台上说：“只要推行非常合理的财政政策，我们将能在10年内建立像美国或德国那样的财政金融体系。”

　　但普京的可控市场经济显然已经引起了一些俄罗斯民众的不满。《共青团真理报》报道称，库德林只不过是将前苏联领导人的老口号换了新调门，“75年前斯大林就曾宣布，‘我们落后发达国家50-100年，我们应在10年内缩小这个差距’；此后的赫鲁晓夫也曾提出‘赶超美国’的口号，但他们的愿望显然都落空了。”

　　反对者指出，在国家宏观调控上，普京的班底已经表现出自身的局限性，“教条自由主义者”没有解决在2000年已经成熟并从那时起越发激化的体制性问题，而是做了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同通货膨胀作斗争。这个目标的选择对于教条自由主义者们来说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因为根据“华盛顿共识”，其出发点是必须不惜代价来建立有利的宏观经济条件以促进企业的积极性，而低通货膨胀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据王郦久介绍，俄罗斯近年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一是与能源类产品大量出口、石油美元剧增有关；二是国内垄断产品价格上涨太快，而这个价格也不完全反映市场需求；三是俄国内制造业竞争力下降，大量进口日用品，促使国内市场价格上涨。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被称为“荷兰病”。

　　俄罗斯联邦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长格列夫在政府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印证了这一点。他认为，“阻碍俄罗斯经济发展的原因有石油开采和出口速度减缓、基础设施不发达，我们需要寻找新的增长点……这只能靠提高载能体的价格和国内市场自然垄断生意的有效性和赢利才能克服今日的阻碍。”近日俄罗斯联邦政府也确定，将2007年天然气提价限制在8%的计划转变为提高到15%。

　　既然垄断和所有权保护等非货币因素是导致俄罗斯近年来高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那么解决通货膨胀的最直接、最自然的办法就是通过取消体制障碍推行重大的结构改革。“但这点很难做到。因为这需要对现在强力部门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体制进行重大改变，而这是当政者不能接受的。”杰里亚金说，“因此，政府采取了紧缩银根、少发货币、减少政府投资等荒唐办法。”

　　近年，由于俄罗斯私人资本投资减少，大量投资活动有赖于政府，但政府担心任何的预算支出都可能加速通货膨胀，因此，国家将大量的财政结余用来偿还外债和建立稳定基金，而不是增加投资。

　　2003年，俄罗斯设立专项稳定基金，其资金来源是“乌拉尔”牌石油的价格超过每桶27美元以上的超额收入，目的是以备在国际油价下跌以及政府收入缩减时使用。由于目前国际油价已在60美元/桶左右，因此截至2006年10月，该笔稳定基金的总额已超过700亿美元。

　　“但这部分资金目前已全部存入外汇账户。今年4月底普京最终确定了联邦稳定基金的使用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可以利用基金来购买外汇(美元、欧元和英镑)，然后将其存入央行的账户里，第二种方式是可以购买英国、美国、法国等14个国家的长期债券。”王郦久介绍说，“总之是不让这些钱在国内流通。这种资金的半闲置状态确实在俄国内引起了很大争论，甚至库德林和格列夫为此争论不休。”

　　“我不赞成用稳定基金支持工业发展。因为那意味着对工业造成损害。”库德林说。他也承认，稳定基金确实使部分石油美元没有流通，这导致了卢布上涨并降低了经济增长速度，“但这种收入并不能使生产率有所提高，对工业发展也没有太多良好影响，而且还可能降低进行改革的积极性，以及行政管理和经济调整的有效性”。

　　在俄罗斯政府用紧缩财政政策来抑制由垄断所造成的通胀时，其货币政策也在紧缩。据了解，俄罗斯国家投资额度从2004年占GDP的1.4%到2005年的1.8%，2006年预计增长到2.2%，到2008-2009年稳定到2.4%。而2004年，韩国国家投资达到GDP的5.9%，捷克为5%，日本为3.8%，波兰为3.5%，法国和美国为3.2%，都大大高于俄国。

　　“严格的金融和财政政策给国内企业造成了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正常的民族资本逐步被跨国公司排挤，后者拥有独立的金融资源并能够通过向俄罗斯政府施压来保护其所有权；另一方面，民族资本又遭到强力寡头的排挤，后者与政府保持着密切关系并利用它来赚钱。这样一来，降低通货膨胀和所有经济政策的目标逻辑就清楚了：即与当政的教条自由主义者保持密切联系成为顺利开展商业活动的必要条件。”杰里亚金说。这个逻辑显然导致了控制俄罗斯企业的力量转移。

　　杰里亚金等反对者指出，俄罗斯的私人企业正在逐渐被跨国资本和新寡头资本挤出，同样一个企业，让一个普通的俄罗斯人经营就是亏损的，“到了俄罗斯官员或者外国投资者手里却可能是超赢利的”。

　　不管这种指责是否准确，但显然不乏实例。这显然也是普京不愿看到的。他一再强调：“国家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企业家的成功与否。”

　　2005年，普京进一步反思到，“我们把企业从商业寡头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之后，却没能保护它们免受一些官员的染指。”

　　“我们让司法机关与偷漏税等犯罪行为作斗争，他们却往往粗暴地侵犯了企业家的权利，甚至公然勒索。许多官员认为，永远都会是这样，这种代价就是结果。”普京说。显然，这让他感到两难的愤怒。

　　15年前那些青年改革派的崇高理想，在向传统政治力量、商业寡头和红色经理的妥协中变得肮脏。今天，在西方惊呼俄罗斯重新崛起之时，普京的“国家可控的公民社会”同样出现了由另一群人导致的两难。这或许是所有转轨经济体都无法避免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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