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盖达尔：不民主的制度不会带来长久的稳定

　　专访盖达尔：“不民主的制度不会带来长久的稳定”

　　□记 者 袁瑛 吴金勇 特约记者 魏芦华

　　俄罗斯转型时期研究所，位于莫斯科红场后面的报纸大街上。这栋小楼旁边就是俄罗斯内务部。

　　10月，一个深秋的午后，记者在经过严格的身份检查后，穿过整洁幽静的庭院来到研究所所长叶戈尔·盖达尔的办公室。推开一扇厚重而简朴的木门，一位慈眉善目的学者模样的中年男子，脸上带着笑容，踏过地毯迎过来，嘴里说着“欢迎”，一边伸出手来。握手的一刻，我能感觉到他的手是柔软的，而不是想象中那样坚强有力。

　　整整15年前，正是眼前这位身穿深灰色西装，系着蓝色花纹领带，头顶微秃的昔日“青年改革派”领袖，和另一位具有钢铁般意志和聪明智慧的丘拜斯，倡导、设计并主持实施了俄罗斯私有化改革。盖达尔本人曾担任俄罗斯副总理、代总理。

　　15年过去了，当年挥斥方遒的35岁副总理年过半百。由他主持的私有化改革让这个深沉的国家也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命运变化。15年的成成败败也让盖达尔更显得智慧了。

　　在采访中，他时而双肘支在宽大的办公桌上，认真听着提问，时而后仰在高背靠椅上，娓娓道来。有时声音会突然低下来，似乎陷入某种回忆抑或是沉思之中。但是他的话语始终没有停顿，显示出一位经济学家缜密的思维逻辑。

　　在他的会客室里，一个较突出位置上摆放着一只中国景泰蓝工艺挂盘。由于在宏观、微观经济领域甚至意识形态上，中国和俄罗斯曾经是那么的相似，而今两国又都处于转轨改革和国家发展的关键时期，盖达尔也希望两国的改革经验能够互相借鉴。

　　《商务周刊》：在世界历史上，强力控制下的帝国解体后，改革者往往难以建立一个正常秩序，而后，持续的混乱使人厌倦，社会情绪日益极端化，终于开始呼唤一位铁腕人物建立新的强力控制。这种“乱世铁腕”可以在混乱中借助民意而和平上台，这种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不断重演，您认为从前苏联到叶利钦的民主改革再到目前的普京时代，符合这一历史循环吗？

　　盖达尔：任何一个中央集权制体系的崩溃都会给社会发展遗留下一系列问题，社会的无序，没有法治，混乱的税收系统，犯罪率的上升等等。法国、俄国革命如此，中国也有类似情况。

　　一般来说，这是个弱势政府的时代，但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领导者是软弱的，相反他们通常是强硬和铁腕的，比如克伦威尔、罗伯斯庇尔、列宁都不是软弱的人物。但他们却连起码的国家和社会秩序都不能保障，没有税收，不能给国家公务人员正常的工作报酬。这个软弱性不在于他们个人的统治能力，而是因为他们打破了一种传统的秩序，缺乏能够保证利益再分配顺利进行的某种基础。

　　对任何一个社会来说，这都是个艰难时期——价值观发生巨大扭转，统治精英更迭，有时连国界也发生变化。1980年代末，前苏联遇上了深刻的经济危机。事实上，危机发端于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即前苏联政府开始其工业化战略的时期，其后几十年一直在实践此战略。1920年代末，在前苏联曾就发展道路展开过讨论，在两种发展模式中做选择。一种是中国在1979年后实现的模式。当时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雷科夫和党的第一理论家布哈林提出，发展个体农业经济，鼓励自愿原则组成的合作社的发展，用市场的手段调节经济，保证财政稳定，同时保证党对国家政治生活的主导权。另一种是斯大林模式，即最大限度加快集体化步伐，取消市场机制。后一种模式成为我们后来经济发展的指导原则。这决定了我们要付出代价，尽管这个代价是多年以后才得出结果的。

　　前苏联的经济危机是一步步发展的，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崩溃不是偶然的。这是一系列结构性缺陷导致的必然结果。既然已经崩溃了，就不是在好的选择和更好的选择中挑选的问题了，而是如何避免灾难的发生。我认为，俄罗斯能在没有发生大规模国内战争、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没有出现战争、没有人饿死、没有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发生的情况下从原有集权体制危机中走出来，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当时旧的机制不再运作，为了建立一系列新的体制，我们需要时间和努力以创造条件。局势正常化的前提，以及市场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可以说，1997年到来前我们就准备好了。只是1997年开始的经济增长被1998年的东南亚危机打断了。但是到1999年迅速恢复元气，接下来的7年保持了稳定迅速的发展势头。所以，1990年代我们摆脱了前苏联经济发展模式遗留下来的问题，为未来的发展创造条件。2000年起，开始了经济快速稳定的增长时期。当然，现在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但是它的规模和性质已经和1990年代初摆在领导人面前的问题完全不同了。

　　《商务周刊》：普京的可控民主与市场经济是叶利钦改革的自然延续，还是另起炉灶的威权主义？叶利钦离任时很遗憾地说，他没有实现以一个“正常文明的社会”来代替集权社会，希望普京能替他实现这个愿望。您怎么评价这6年来普京政府向“正常文明的社会”方向的发展？

　　盖达尔：在发展道路上，普京确实在很多方面沿袭了叶利钦，将叶利钦执政时期的一些构想付诸实施。比如2000年开始的深度经济改革、税收改革、联邦制度改革、个人土地私有的合法化、劳动力关系体制改革、退休金改革等等。这些都是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的，是对1990年代设计的改革的继续。

　　在其他方面则有些复杂，有的沿袭了1990年代的道路，有的则中止了。比如我们的对外政策。除与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外的国家的外交关系，都是务实的，服务于国际安全和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至于谈到与前加盟共和国的关系，这里犯了不少错误。

　　我认为，俄罗斯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已经和1990年代设计的发展方向不同了，这当然与民主权利和自由有关。在俄罗斯本来就没有悠久的民主传统，要想建立实用有效的民主，是很艰巨的任务。1990年代我们还是取得了一些成绩。当然也得承认，形成于世纪之交的俄国民主，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这也不足为奇，因为没有一个悠久的民主传统历史为它做支撑。但是，新闻自由、联邦化、权力制衡也曾经是实现过的。在任何年轻的民主制中，几权分立都会给权力的实现造成困难，但另一方面，这也为国家的经济政治稳定发展提供了机会。

　　但现在看来，在未来几年中，俄罗斯要发展普京的垂直权力，一些当年的机构会被撤掉。我认为这对实现俄罗斯的21世纪国家战略没有多大好处。如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的那样，不民主的制度不会带来长久的稳定。

　　《商务周刊》：外向型的资源经济得到国家大力支持，它也是近年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根据欧佩克的统计，俄罗斯又超过沙特，成为世界第一产油大国。但石油美元的大量涌入是否导致俄罗斯国家经济的“荷兰病”？国家经济越来越取决于能源出口，其他领域面临停滞威胁，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以内需为主的企业的发展受到压制，在您看来，可持续发展的俄罗斯经济主要靠哪类企业呢？

　　盖达尔：能源和资源原材料领域的企业从政府那里得不到直接的支持，它们本身还是政府预算的输血者，联邦稳定基金拿走了它们因石油高价得到的巨额利润中的很大一部分。它们从国家得到的好处就是，在外界看来，俄罗斯是个稳定的国家，稳定可靠的供货商，就是这种形象给它们带来一些便利而已，国家没有给予什么钱财支持。只是从宏观经济学角度讲，我们不想它们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发展得太快。

　　谈到非原料生产领域的企业，对它们的基本支持是保证运作环境的稳定性，使得国家的信贷信誉提高，创造条件让它们能够在国际国内市场获得稳定的商业机会。

　　《商务周刊》：2005年开始的福利货币化改革，导致了很大的社会不满。您认为，福利货币化在俄罗斯是国家卸包袱还是走向市场的必然？

　　盖达尔：社会福利改革的这个决定，在战略上讲是正确的。国家搞这个改革不是要摆脱什么责任，相反，是要承担起一些责任，而且是用明显的方式、用直接的财政预算去做。如果国家为不同范围的公民提供福利，却没有相应的财政后盾，那就是形式主义的政策。就好比国家讲：“你们这些搞交通运输的企业，应当为某些公民提供福利，不要向国家要补贴，而是因为我要求你们这么做”，这样其实是将财政补贴社会福利的责任部分转嫁到了那些不享受福利的公民群体身上，成了他们额外的税务负担，或者就是那些搞民用运输的企业家承担了。这也是为什么车票贵、停车场年久失修的原因。这不是保护弱势群体的最好方式。

　　改革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实行起来就不那么成功了。事先没有完全设计好，准备好，以致改革伊始社会上怨声载道。后来增加了财政补贴，对改革方案予以纠正后，问题就解决了。现在很少有人还记得当时所引发的抗议了。但是有一点要记住，搞任何改革，都要尽量在实施之前预见到它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而不能等社会上的怨气之火已成燎原之势后再去补救。

　　《商务周刊》：15年过去了，如何评价当年您与丘拜斯所倡导的私有化改革？

　　盖达尔：苏联解体后的一系列改革彻底地改变了俄罗斯。这之前，这片土地上的几代人都不知道什么是市场，也不懂它的运行规则。那时根本没有那种在市场经济环境中应有的工作习惯。

　　今天的俄罗斯有着市场经济中会出现的一切问题。俄罗斯是市场经济国家，是国际社会和信息化世界中的一个完整统一的组成部分。俄罗斯的国际长途通话量成千上万倍地增长，互联网用户数量也猛增。实施改革的这些年来，国内的电话拥有量翻了几番。人们早已习惯了可以自由兑换货币的生活，习惯了商店里货品应有尽有的日子，他们觉得自己就是世界公民。俄罗斯已经出现了一批可以与世界级大集团一较高下的实力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俄罗斯已经今非昔比。

　　《商务周刊》：霍多尔科夫斯基被捕一事，主流看法是他要从政并威胁到了普京，而另一些俄罗斯学者则认为，霍本人热爱民主，忠于国家，尤科斯文明经营，运行透明，而普京政府却是腐败和垄断的，霍多尔科夫斯基多次指责那些强力寡头代表，因此他的被捕是民主文化与集权文化的冲突。对此您怎么看？

　　盖达尔：我认为，最初的时候尤科斯公司产生问题是有其他原因的。从2000年初，新的国家管理明显带有所谓的“寡头”讯号：你要么不涉足政治，保住自己的财产，要么你涉足政治，丢掉财产。霍多尔科夫斯基不属于那种明目张胆参与政治、与新当局唱反调的人，但是他确实曾干预了国家杜马1999-2003年间一些决议的通过，这些首先涉及到大型石油企业生存。2003年上半年，当局和尤科斯公司的矛盾加剧，在我看来这正是后来一系列事件的导火索。但是，这件事当它开始沿着一定的轨迹发展之后，就必将导致后来的结果，只是一开始没有想到罢了。结果之一就是国家开始加强自己在石油产业的资产占有份额。应该承认，对于部分执政层来说，这一结果是令人高兴的。

　　《商务周刊》：依靠寡头获得连任的叶利钦制造了“商业寡头资本主义”，而依靠强力部门获得执政基础的普京是否正在制造一个“强力寡头的资本主义”？

　　盖达尔：要掌握确凿的事实和可靠资料，才能判断有些人的财富是否是靠国家的强制权力来获得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国家机关监管薄弱的条件下，国家在经济中所占份额增加、贪污腐败现象严重，这是困扰着俄罗斯的难题，并从客观上造成了国有资产浪费和流失。这是毫无疑问的。

　　《商务周刊》：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以遏制通货膨胀为中心，希望同时通过冻结财政预算来实现财政赢余，是普京经济政策的一大失误，对此您怎么看？

　　盖达尔：俄罗斯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些难以预测的参数，比如能源价格的波动。此类型的国家中有一些是发达国家(典型例子是挪威)，这样的国家遇到的问题比较特殊。经验证明，当能源价格暴涨时，如果国家不能趁机增加财政储备，那么等到此类商品的价格暴跌之时，国家就可能发生经济危机。1980年代中后期的前苏联就曾经因此而爆发了经济危机。利用石油、石油产品和天然气价格走高的机会来增加财政储备，我认为此举是正确和负责任的，但要学会从别人的错误中总结经验，也要避免重复自己犯过的错。

　　《商务周刊》：中国目前的改革也遇到了一些瓶颈，比如地方与中央分歧严重，社会贫富差距拉大，GDP大幅增长而居民实际收入提高很慢……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盖达尔：抛开政治方面的问题不谈，单就经济来说，我认为中国在最近25年里面解决了很多复杂问题，保持了金融的稳定，这给经济的稳步高速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但是，发展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取得的成绩也会引发一些新的问题，而通常这都不是一般的问题。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其中的一些问题你们刚才已经指出了。我真诚地希望中国同行们能够像前阶段的成功一样，再次成功地将这些问题解决。当然，没有人能够对此打保票。毫无疑问，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一直在解决的一些问题现在依然存在甚至仍然比较复杂，新的矛盾又在出现，因此更加需要高瞻远瞩和战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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