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和现实政策都是对中产阶级的双重扼杀

　　历史文化与现实政策的双重夹击，注定了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不要企望中产阶级的产生。

　　-文/ 仇里（Blog）

　　最近，“中产阶级”这个概念突然被翻出来并炒得甚嚣尘上。

　　缘由是因为一些时髦经济学家宣称：年收入6~50万人民币的人群就可以归入中产阶级，并因此乐观预测，未来5年内中国将诞生3.5亿中产阶级，这样一个庞大的富裕群体，将构成中国社会最稳定的中坚力量。

　　这个标准引发了很多争议，有人认为“中国有中产而无阶级”，而海外媒体更是推波助澜将这个话题引到了一个新高度。

　　我们应该肯定，这是一个好话题。因为围绕这个话题，可以让我们认真审视我们的国情现状，可以让我们撇开华丽的泡沫陶醉、从众说纷纭的声音中把握中国社会存在的现实症结，其积极意义是鲜明的。

　　但是，仅仅争论这个标准的合理性是远远不够的；更积极地说，我们争辩的最终视线应该放在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拒绝认可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如何让更多的社会群体加入这个阶级？中国的中产阶级，可以担负起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的作用吗？这样，对于一个形而上的讨论才有了形而下的实践意义。

　　遗憾的是，从这个角度审视，我的结论仍然是悲哀的，中国真的没有中产阶级。

　　中产的本质：社会的认同感危机

　　溯本求源，何谓中产？

　　中产的本意是指位居于这个社会的中坚群体。但它之所以引人关注，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个群体数量的多寡与社会的稳定性息息相关，他们代表属于温和保守型的社会群体；从经济上讲，这个群体的收入稳定并边际消费倾向明显，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结合我们转型期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的现实压力来看，自然各级执政者是希望这个数字越大越好。因为，“稳定压倒一切”。

　　但是问题产生了。按照经济学家的定义，单就收入而言，不管是有车还是无车，有一套房还是两套房，很多工薪阶级的人都可以归入其中；但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疑惑“我怎么能够算中产？”

　　这至少说明一个问题，这个群体的绝大多数并没有对社会的认同感，缺乏安全感与认同感，更深层次是对社会的未来缺乏信心，这已经不是一个单纯形而上的问题，而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社会信号了。

　　因为按照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来看，一旦丧失劳动能力，仅就微薄的救济金来说，别说维持中产，就是赤贫都不为过。他们今天的奋斗，更实质意义上是为自己的未来奠定保障。相比欧美的失业群体，除了基本生活保障之外，还可以享受“失业旅游金”，所以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

　　因此，经济学家这种单一经济纬度的概念是不足以支持一个中产阶级的存在。从物质基础的配套来看，要形成这样一个阶级需要许多基础——医疗、教育、住房、养老以及就业。没有这些基础的支持，即使现在有钱，那么他看待未来的双眼仍然是迷惘的。

　　更深一层看，我们发现缺乏认同感的原因并不只是经济基础，因为在文革前的那个时代，尽管物质贫困，也能仰头有星光可遥遥相望。而在我们邻近的印度，那里最高的建筑不超过3层，他们也会认为那是世界上第二富有的国家(第一富有的是美国)，民众乐天知命。所以，中产这个概念争论所引发的，其实真实地反映了信仰失落的本质。

　　信仰的迷失和断层，纵然有金光闪闪的GDP的注脚，也掩盖不了一个民族内心的悲哀。

　　历史文化和现实政策导向都是对中产阶级的扼杀

　　事实上，从历史的纬度看待中产阶级，我们的结论也是悲哀的。

　　从秦王朝开始，我们这片土壤便已经被深深地打上了“官本位”的烙印，围绕社会财富分配权的中心只有一个，就是权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谓“产”也仅仅是君王的恩赐。这种经济权与政治权的不对等诞生了以权力高度集中为标志的锥形社会形态，整个社会的思想是“学而优则仕”，而经济只不过是社会形态的一个附庸而已。

　　与西方多方博弈的民主制不同的是，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在中国必须要与国情特点相联系进行修正：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中，权力是社会的枢纽，失去权力庇护的财产也难免是飘摇的浮萍。即使到了明末清初出现了资产阶级萌芽，如果没有形成官僚买办，其财富和社会地位仍然是极不稳定，朝不保夕的。所以，中产不及中权，县官不如现管，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今天比比皆是的腐败不过是历史惯性的延续而已。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待居于社会中间层的无非就是两类人，一类是主动依附于权力轴心，比如国家机器的构成，今天的公务员和垄断型国企的员工可以归入其中；另一类则是被动依附的群体，老板的“参政议政”也无非是寻找更好的途径保护自己的资产。因其主动或被动依附于权贵，所以立场也不是温和、中立的，那中产的前提也是不存在，那么这个中产阶级真是“伪命题”。

　　这点也可以从国家制度的执行中得到印证：根据《中国财政年鉴2001年》的数据，从1985年至2000年，国家财政税收总额从2040.79亿元增至12581.51亿元，年均增长12.89%，同期国有企业的所得税从595.84亿元增至827.41亿元，年均仅增长2.21%。而同期平均每年对国企亏损的补贴近300亿元，累计补贴达到3088.2亿元，这些赤裸裸的数字充分说明了社会财富通过制度都向权力集中的现实。对于绝大多数国企，一方面享受着国家赋予的垄断权力，另一方面对社会的贡献屈指可数，肥沃的只有是垄断的权利集团(就在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我看到高速公路收费员的年收入居然可以达到10万之多)，对于绝大多数的民众，只有一个字，可怜！

　　换一个微观的角度来看，我们也不敢轻言自己是中产阶级。虽然权力机构与社会群体承担的税费是相等的，但其享有的社会保障却截然不同，一个年收入6万元的公务员可以称自己是中产，而年收入60万元的小老板却不敢自居，这也是权力分配中心的体现。

　　社会管理的网络结构束缚了中产阶级的发展

　　从秦王朝开始，中国便建立了一个超级稳定、以权力为中心的社会结构。这个结构的经度是严格的户籍制度(户部)，而纬度则是职业制度(吏部)，围绕着这两个经纬线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基本管理体系。

　　如果我们将工薪阶层纳入中产阶级来看，他们恰恰居于这两条管理线的交叉点，是受约束最严厉的一个阶层，所有的制度、税负的首先动作，都是指向这个阶层。原因就是这样行为的管理成本最为廉价。而对于城市的手工业者、小商小贩等一直采取打压政策，因为他们的流动带来管理的不便，所以，整个社会体系的本质是为了便于管理而设置的，并非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

　　到了明末，从封建社会诞生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此时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求劳动力各个要素实现充分的分离和流动，但是社会的治理结构还是停留在封建的法家体系下，因此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在这个背景下，要诞生一个充分的中产阶级必然有很大的阻力。

　　到了近代，中国改革开放带了经济的腾飞，而居于网络约束的绝大多数阶层，虽然受惠于经济发展，但是要在经济上具有独立性还很遥远。而先富起来的群体恰好是这个命题的反证。这些人一类是权力及其附庸，曾经的官倒、企业改制带来的腐败都可以归入其中；另一类则是出于这个社会管理网格之外的人群，比如社会的小工商者、一些白手起家的人，他们就可以利用“制度空隙”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

　　要诞生一个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首先遭遇的就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约束，这个阶层的绝大多数都享受着税费要按制度缴纳，而基本保障自己负责的状态，曾经的住房制度改革，实际上就是变相将很多人的劳动积累国家无偿占有；另外，监管越来越严的

个人所得税，其起征标准，不管是以前的800元也好，还是现在各地不同的1200元、1600元，针对的主要对象，基本上都属于这个网络结构的束缚者。赤贫者与巨富者，基本不在受控的此列。

　　如果说社保系统的欠缺及历史文化的局囿是受困于中国国情，那么，现有政策对中产阶级的围剿，则是中国没有中产阶级的现实原因。比如最近热闹非凡的对房地产出台的一系列严苛政策，除了紧缩银根外，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将

二手房交易的征税年限和税率提高，表面目的是打击“投机”，殊不知，有点实力又只能企望通过投资房产获利的，绝大部分又正是所谓的“中等收入者”。而提高轿车消费税等政策，同样是打着缩减贫富差距的旗号，行扼杀中产阶级之实：真正的高收入阶级并不在意，而赤贫者则根本与此不搭界，感受最深的，仍是“中等收入者”。

　　中国中产阶级在哪里？

　　历史上没有产生足以让中产阶级生根发芽的土壤，而今天，历史的管理体系还在延续，所以中国中产阶级的道路还很遥远。

　　但无论如何，我们期待中国产生一个未来数量可观的中产阶级。

　　而要形成足够数量的阶层，则须依赖于内外两方面的成熟：

　　从外在环境而言，除了应尽快完善社会基本保障体系和提高社会公民权利外，全社会需要注意真正着力于培育这个阶级的成长。中产阶级是最保守的阶级，最希望社会稳定，也因此，他们并不追求更多的话语权，在政治上的声音相对较弱。这个时候，政策制定者需要摒弃“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习惯，有意识维护“中等收入者”的短期和长期利益；同时，也要力图营造并着力宣传公平向上的环境，使低收入者能真正实向上流动。

　　而从一个阶级意志自身的角度而言，则需要发展中形成自己的社会道德规范，并发挥价值引导作用，这样才能担负起稳定的重任。如果继续延续经济至上的思维，将财富的积累建立在对社会其他阶级的压榨、对资源的疯狂掠夺上，其未来的空间只能越来越小，直至被社会所抛弃。所以，中产阶级从自身的角度也必须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这样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才有了长治久安的基础和空间。

    来源：FT中文网-FTChinese.com

    仇里：有中产者无阶级 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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