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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经评论家 仇里
近些时间，国内一些时髦的经济学家在各个场合大肆吹嘘“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并且画饼充饥式的对“中产阶级”做了一番定义。根据这个定义——年收入6-50万人民币就可以归入其中──核算，中国一下子冒出了2亿多中产者。且不说这个定义是否合理，测算过程是否科学，单就这种信誓旦旦，便很像萨斯肆虐时某人所说的“中国没有SARS病例发生”的惊人之语。
国内仰仗官僚阶层脸色生活的经济学家如此说尚可理解，而就在这样大颂太平盛世的阵容中，居然也有了洋面孔：美国著名的美林公司也大胆预测，未来十年内，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将达到3.5亿人。对这样的预测，我认为需要两面来听。
为何“中产阶级”成了畅销语？
在我看来，这与中国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社会矛盾不无关系。
众所周知，中国经过数十年的飞速发展，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掩盖在金灿灿数字光环下的，是不断加剧的社会矛盾。 而中产阶级之所以备受关注，原因是因为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定器，当其数量达到一定比例，整个社会的基本框架和秩序也就稳定下来，所以这个词语才引起了执政者的高度觉悟。
直接的例子，就是围绕北京、天津这样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城市，已经慢慢形成了一个“贫困带”，这个“贫困带”的规模包括了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总共272.6万贫困人口；与此同时，社会“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从1993年到2003年间，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统计数据)，其中规模上千人的事件占较大比重。如湖南省嘉禾县“株连九族”式的野蛮温柔一刀事件、河北省定州市的征地事件引发的冲突曾震惊中央和全国。
之所以推出“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原因就是这个概念与社会的稳定性直接相关，自然数字越大越好，至少面子光鲜，有一帮御用学者吹嘘多少“中产阶级”就再自然不过了。
质疑“中产阶级”定义的合理性
首先我们推敲数字的合理性。统计局数据的真假，其可信度，我们不想讨论。但我们可以通过另一个途径衡量中国到底有多少中产阶级。
2005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统计报告，我国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已经达到27.51万亿元；另一组数据，也就是社会上传说的，国内51%的居民储蓄存款集中于20%的少数富裕个人和家庭手中。换句话说，这意味着20%的富裕个人和家庭占有了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中的一半还多。
为计算方便，假若我们将每一个存款账户都看做是一个家庭，而每个家庭人数以标准的3口计算，中国13亿人口，可分为4.3亿个家庭；其中的20%——也就是不到9000万个家庭——拥有国内27.51万亿居民储蓄存款中的14万多亿，户均将近15万元。若对比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的比例，其中约有1/3-1/2可归入所谓的“中产阶级”(在北京、上海户均15万只有喝稀饭的份儿)，则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到不了1亿人，最多也就是1亿。
我们在看看另一组数据。有消息说，截止2004年8月，北京拥有私家车超过106万辆，如果我们假设每一辆私家车背后都站着一个“中产阶级”，则北京有中产阶级超过100万人。假若全国各省市都达到北京这个水平，全国则有3000万人的中产阶级。
另外，还有一说，中国目前有1000个亿万富翁，有300万个百万富翁，如果此说可靠，那么就很难相信一些“专家”所乐意张扬的，当前中国中产阶级超过2亿人的说法。我相信，中国目前拥有3000万人左右的中产阶级是一个较为可靠的数字。
除了数据的合理性值得怀疑外，中国近些年剧烈的社会变革导致社会阶层大规模重组，高度的不稳定性蔓延到社会各个层面，而“中产阶层”(姑妄称之)往往是压力最大、负担最多的一个群体，这与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的作用截然相反。
综观世界各国，中产阶级大多是安于现状，对社会主流价值与现存秩序有着较强的认同感的群体；换句话说，他们是现存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不愿破坏这个社会秩序。但是，在中国社会阶层的既得利益者总是与权贵和善于把握政治机会的人相伴。如果以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假如真有所谓的中国中产阶级，则这个中产阶级绝大多数应集中于中上层和上层，具体来说也就是部分高层领导干部、部分大企业经理人员、部分大私营企业主、部分高级专业人员、中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管理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小企业主。
这些人除了拥有一定经济实力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拥有保护自己私有财产的能力。换而言之就是说中产阶级与权力或者权利阶层相联系，而这样的社会结构和曾经延续几千年封建制度的社会结构大同小异，所以用权贵及其附庸阶层这类名词比中产阶级更为恰当。
即使这个群体划入了中产范畴，他们也很少有对社会的认同感：很多专业人员和企业主都生活在一种紧张和不安的状态中，政策的变化、工作的变动、身体的疾病困扰、住房以及子女上学就业等压力都集中在他们身上；一旦有了天灾人祸(医疗费用的天价让很多人望而却步)，往往迅速从中产跌落到赤贫。很多人对社会的稳定充满了不信任感，有了钱也千方百计转移到国外，根本没有发挥中产阶级的稳定的作用。
我眼中的中产阶级
综上所述，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一个伪命题。中国目前仍然处在一个传统农耕社会的快速解体和重新定位过程中，阶层的迅速分化和快速重组尚未完全实现，不敢轻言中产阶级，最多也只能是有中产者而无阶级，社会主体仍然是权贵阶层及其附庸为主。
从中产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来看，他们是介于社会高层与底层之间的缓冲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政治因素，代表着温和的、保守的意识形态，当其占据主导地位时，就成为社会稳定的思想保障；另一方面，中产阶级的收入稳定并呈现刚性特征，边际消费倾向明显，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是社会稳定的基本经济因素。
所以，中产阶级的定义必然不是一个单维的指标，必须包括核心意志(包括政治话语权)、消费形态等多维角度才有意义。这个道理就好比在大街上看到一个开车的就不能简单说他是中产阶级，说不定他是跑出租的劳力阶层一样简单。
其次，政治话语权对于中产阶级的定义更为关键。
事实上，几千年至今，中国一直延续着官本位的社会意识形态，即使有了民族资本主义萌芽，如果没有形成官僚买办，其财富和社会地位仍然是极不稳定，朝不保夕的。
一个例子来自河北省卢龙县城关公社四街第四生产队。这个队有62户农民，由于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把集体的财产被分成2.4万元现金和价值2.5万元的机器设备。得到现金的30户农民分钱后各自散去，而分得机器设备的农民在姚青山的带领下办起了永平纸箱厂。10年后，这个当初的小纸箱厂发展到了总资产达2000多万元的企业集团，成了卢龙县最大规模的企业。面对着企业的发展，卢龙县政府开始向该企业伸手，试图将该企业纳入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由此企业与政府产生了严重的冲突。
1992年6月，卢龙县政府突然派出县审计局进入该企业集团进行审计，并宣布停止该企业的一切经济活动。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遭到以姚青山为首的32户农民强烈抵制。32户农民极力主张，该企业是由他们合伙出资建成，政府没有出一分钱，未经全体股东同意，任何人都无权决定处置企业的财产。政府恼羞成怒，一方面县检察院以莫须有的罪名批准逮捕姚青山，另一方面县法院作出该企业‘破产’的裁定，县政府随即组成多个部门参加‘破产清算小组’，将该企业的产成品、部分机器设备等廉价变卖。不下几个月，这个曾经是当地经济支柱的企业，落得一片大地白茫茫。姚青山打入牢房，其他农民的生活又回到其困苦的过去。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就在去年，仍然有孙大午事件让人触目惊心，而对个体私有财产侵犯的事件更是多如牛毛：政府一纸文书，便可以将农民赖以生存的农田或者城镇居住几辈人的土地豪夺，随之而来生地变成了熟地，地价扶摇直上落入了政府的口袋，而地产商又将这些转嫁到购房者身上。而给原有土地使用者的补偿款区区可数。
因为土地拆迁引起的群体纠纷此起彼伏，就是在政府严格审计的三峡搬迁过程中，仍然有大量的拆迁款被挪作他用，库区一度有兴旺苗头的区域经济增长上呈现“空心化”，就是执政者权力催生的结果。还有中国的股市，从来都不是站在保护投资者的角度，相反成为了圈钱的场所，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中产有什么意义？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多富裕起来的人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政府人大、政协，甚至还要花钱走关系担当个一官半职，其目的也是为了有效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一个没有政治独立人格的阶层注定会成为待宰的羔羊，所以将自己的金钱子女转移到国外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产阶级要有成长空间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如果一个阶层没有持续成长性，即使有着经济基础和政治话语权，那么也只能成为动物园里受保护的熊猫，避免不了恐龙的结局。
从社会阶层的消费观来看，中国社会历来有一个赶时髦的心态，消费奢侈品的人数比例绝大多数并非中产者，相反越来越多地月光族加入到这个行列。同时，计划生育的结果促使了消费4：2：1的集中，比如小孩成为了小皇帝，大学生誉为天之骄子，这直接导致了新生代成为社会主流阶层的脆弱性。相反倒是越来越多的农民通过踏实的作风一步步将自己的触角伸入了城市，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持续的成长性还有一个标志，就是思想意识形态的延续，而随着传统思想体系的破坏和新社会意识形态的尚未完成，整个社会除了金钱之外没有其它的主流意志，这也是中产阶级形成堪忧的重要方面。比如贪求财富导致对资源的疯狂掠夺，对环境的大肆破坏，甚至对劳力阶层的残酷压榨，如果这些行为不改善，即使有了这样的一个阶层，我们未来的生存空间也只能越来越小，要这样的中产阶级有什么意义？
中国的中产阶级在那里？
为什么美国能保持繁荣稳定？有一个说法，那是因为美国的中产多，占总人口的80%。所以有好事者计算，若从现在开始，中国中产阶级人数每年增加一个1%，那么，到2020年左右，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就可以占总人口的38%。而这将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平衡点，达到这个平衡点，中国社会秩序就稳定了。
这样的说法或许有其道理，但是中产阶级的形成必须依赖于两方面的稳定，其一是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完备，包括社会职业制度、社会救助体系、医疗住房养老体系的基本完善；其二是对私有财产的尊重和法律保护，这种尊重和保护不应该仅仅是一纸条文，而应该落实到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以此，中国的中产阶级才有生存的土壤，富裕的人也不会将子女和财产托付到国外，社会的未来才有希望。
所以，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壮大，除了仰赖于政府更加开明的管理和制度创新之外，还需要自身的努力。茅于轼大声喊出，要“让穷人(也)有机会变成中产阶级”。我们认为这才是有良知的态度，是真正的实事求是。只有当穷人也有机会和希望的时候，社会才有可能保持稳定，才有可能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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