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魔戒：重建制衡的屏障

　　

新浪专栏作者华生。(新浪财经资料图片)

　　华生博士，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侨联副主席。1987年1月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1991年至1995年应聘在英国剑桥大学研究任教。回国后担任牛津—剑桥国际集团董事长兼总裁，中国国际质量认证咨询促进会秘书长、法人代表，国家环保局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中心理事长，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等职。

　　5月8日-5月14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华生。----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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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魔戒：重建制衡的屏障     5月10日  星期三

　　文/华生

　　如果说几年前还有人相信中国崩溃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充满着狐疑，那么今天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整体实力的增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相反，全世界都在调整自己以迎对中国的挑战。去年中国资本和金融市场几个重大制度变革的扬帆启航和奋勇直前，必定会给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和持续增长的活力。但是，我们同时不能不注意到，经济实力的整体增加并没有伴随中国人幸福指数的相应上升。GDP和人均收入的快速增加没能抵消人们对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压力增大的痛苦感。跨过人均收入1000美元门槛的社会急剧变化造成了普遍的不适应症：普通百姓感到生活节奏的重负和世风日下，官员们倍感位子的压力、风险以及权力与时间和收入的反差，弱势群体痛感无助、失望和社会不公平，知识精英深感郁闷、压抑、世俗化和失落，而民营企业家直感政府的太强势和社会的不友善。总之，几乎所有人都有相对被剥夺感和挫折感的酸涩，这到底是为什么？

　　社会学家告诉人们这是公平与效率的冲突，但这普世适用的解释怎么让我们释怀？改革学家力图证明，这不是改革带来的，而是改革的不彻底造成的。但只要世俗的和充满欲望的我们还存在，改革有望熬到彻底吗？经济学家向我们许愿：关键是不搞坏的市场经济，而要搞好的市场经济。但是他们心仪的好市场经济，恰恰都在发达国家。他们批评的坏市场经济，偏偏都在发展中国家。作为生活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我们，在有生之年又怎么能跳进好的发达市场经济里去呢？

　　其实，再追问下去，市场经济哪里有什么好坏之分？就和人本身一样，市场经济也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市场是人类刚刚摆脱蒙昧时代就创造和学会的组织和交换方式，它可以和不同的社会形态相存。而今天倍受推崇的现代市场经济风靡全球则是资本主宰市场之后的产物。号称马克思的弟子们如果忘记这一条，那就是太不合格的学生了。

　　现代资本，虽然不象其祖先那样，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其在扩张中生存的本性并没有丝毫改变。资本增值、追逐利润而引发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动力的源泉，但是资本增值的贪婪又会使它象魔戒一样，使它的拥有者利欲熏心，走火入魔，践踏人间的一切道德和法规。因此，主张民权、重视民生的民主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深知“节制资本”的必要。资本魔戒，只有在能节制它的圣殿里才能兴利避害，为人类和社会造福。而这个圣殿的把门卫士，一个是劳工权利，一个就是公民权利。

　　我们今天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就是劳工权利的缺失，而它本来是节制资本的天然防线。

　　100多年前，当第一批农民进入幼稚的现代工业萌芽时，他们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驱。100多年后，当中国农民的后代再进入真正现代化的工矿企业时，他们变成了没有身份、没有福利、没有劳保、没有培训、工资低微的“农民工”。从血汗工厂到矿难的废墟，晃动着几乎全是他们的身影。更宏观地看，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直线下降，反映了对抗资本的劳工权利的缺位。当随着改革的推移，国家逐步撤消了对劳工职业、住房、医疗、子女教育、养老等保障义务，相应的社会保障和救助体系又没有跟上和远远不能覆盖时，这种生活的不确定性必然加剧劳工大众的心理失衡。劳工联合起来保护自己权益的组织——工会，在计划经济下是行政的附庸和摆设，在市场经济下又没有得到重建的机会和空间。这样，当官员们忙于招商引资—更不用有人自己也或明或暗的入股—而和资本站在一起的时候，劳资关系的失衡和劳工权利的缺失就不可避免了。

　　我们今天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二，就是公民权利的残缺不全，而它本来是节制资本的根本保障。

　　公民权利之所以必要，在于它是制约资本与国家权力结合的唯一屏障。资本再贪婪，它也必须在国家征税收费的至上所有权面前俯首称臣。但是，如果资本和国家权力的垄断相结合，则构成了社会福利的最大挑战。而超越于这二者之上的公民权利，是抗衡它们的唯一力量。当资本借国家的名义征地、拆房、挖山，当资本的贪欲导致生命的丧失、资源的破坏和生态环境的巨大灾难，当政府只用行政问责制为之支付代价而让资本逃脱在市场经济中它本应支付的几十亿罚单，资本是不可能停下它那贪婪的脚步，类似的大大小小的悲剧肯定还会不断上演，事实上今天也没有中断。

　　公民权利之所以必要，还在于它是制约资本与腐败勾结的制胜法宝。改革也许是无辜的。但是，谁能否认经济腐败的猖獗并不是毛泽东时代计划经济的遗产，而恰恰是市场经济的副产品呢？唯市场经济的马首是瞻，不小心会成为资本的奴仆。同时，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检查、教育和清洗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扼制腐败的蔓延，但是它难以根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同时也要支付高昂的代价包括我们多年培养的众多干部政治生命和人生及家庭幸福的代价。

　　公众权利之所以必要，也在于它是维系和增进社会和谐的粘合剂。人类不是单靠物质享受的增加就能满足的低等动物，而是溶合物质享受和精神需要浑然一体的文明社会。按照经济学原理，无论物质财富如何增加，它永远是相对稀缺的。因此，精神需要的满足、化解和调节，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所在。市场经济意味着国家权力和义务的收缩，但是把人们留给只剩下弱肉强食的资本竞争丛林，实在过于残酷。当空气中到处都飘散着铜臭味、每个人都作为商品需求被暗中时时算计着的时候，这个社会不可能温馨、和谐。而当资本的牟利贪欲，甚至浸蚀到本来应当由公共财政负担的公益事业的地方，怎能不让人倍感世态的窘迫和炎凉？实际上，要构建一个和谐社会，在政府与以盈利为目的资本和企业之间，需要一个广阔的缓冲地带，这就是各种大量的非政府、非盈利的中间组织和组织群。这些组织有社区的，它们提供生活纽带、互助和温馨；有宗教、伦理和道德的，它们提供交流、寄托和慰藉；有各种慈善的基金和基金会，它们提供给予、回报和社会救助；有资源生态的，它们提供环境和人文关怀；还有志愿者组织，有情感交流团体，有探幽索趣结社，如此等等。总之，他们提供非官方和非商业化的精神需求和满足的各种实现形式、交流形式和调节形式。而所有这些，没有公民权利的复苏和繁盛都是不可能的。

　　尽管有这许许多多的遗憾和不足，但是，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中国不仅已经迎来了有史以来物质财富最大涌流的时代，也正在迈向精神生活更加丰裕的和谐社会建设。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亲历历史，我们实在有着比我们父辈们无可比拟的幸运和幸福。

　　那么资本市场呢？它会边缘化在被遗忘的角落吗？不会，它一定是资本时代的宠儿。记得五年前，当笔者在牛市狂热中预言“漫漫熊市的信号”时，读者也许曾嗤之以鼻；一年前，当市场以暴跌迎接股改试点，笔者断言是“熊途末路”和“市场转折的信号”时，也有人不以为然。但是现在，我看已经没有谁不愿意迎接资本市场在新时代的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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