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体制改革的迫切性

　　政府自身怎么有改革动力呢？其实政府也是一个组织，政府是为公共服务的组织，它在某种程度上跟企业作为商业组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企业改革的动力从什么地方来，企业家为什么要改革？一是市场竞争，一是自身意识，一个高瞻远瞩的企业家要有忧患意识，要有竞争意识。如果对等研究政府，它也存在一个自身意识跟社会公众民意表达这两方面的推动力

　　政府职能的转变，为什么迫切

　　主持人：国务院提出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为什么要加快？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显得这么迫切？为什么成为新一轮改革的关键？

　　高尚全：温总理在十六届五中全会上说了，我们现在政府仍然管了许多不应该管的事，而应当管的事情没有管好，这就是说政府职能有问题，所以改革开放以后逐步认识到政府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记得2002年，我们开一个改革形势分析会的时候，有两种意见：一种说现在暴露的问题都是市场化造成的，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市场化要停下来；另外一种意见说改革得不到位造成的。当时我就提出来，现在政府有“缺位”、“越位”、有“错位”。越位就是本来是市场或企业管的事情由政府管了；错位就是本来是政府不应该管的事政府管了；“缺位”就是有些公共服务职能，政府没有去做。

　　我在两会上也提出要加快审批制度改革。去年2月，国务院召开了专家学者座谈会，征求《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我提了六条意见，其中一条是，把政府改革作为整个改革的中心环节。为什么作为关键问题提出来？胡锦涛同志在政治局学习会议上面提出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要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经济、要建设法制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必须加快。

　　从实践来说，我们现在一些改革滞后。像金融体制改革滞后，一些要素市场的改革滞后，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滞后，都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到位有密切的关系。

　　胡伟：我们国家是经济改革先行，但经济改革必须涉及到行政体制改革等一系列问题，不管是叫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它涉及的问题是一样的，这已经严重制约了我们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

　　这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为什么现在显得更为迫切呢，因为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市场改革的“深水区”，政府体制滞后所带来的问题，以及它所产生的后果也越来越严重。刚才高老也讲了，政府缺位、不到位的问题。过去我们都觉得政府管得太多，要少管，但现在还有缺位、不到位的地方，比如社会公平、社会保障。

　　有些可能是新问题，比如说政府的短期行为，当然过去也有，但现在越来越少，比如很多地方以牺牲环境来片面地追求经济的增长。解决政府短期行为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政府体制不行。例如，我们强调要完善政府的评估绩效考核，但正确的政绩观靠什么来贯彻，光有一个观念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有一个好的制度、体制和机制来促进它。

　　另外，我们现在决策失误也很明显，腐败“寻租”当然也很厉害，但在决策失误方面付出的代价不见得比这个小，一个大工程弄错了，那就是多少亿资金没有了。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一个混合经济，在这个框架里，对政府的要求会更高。

　　陆红军：一个新兴的经济体或者转型经济体在建设一个金融中心时，采取国家战略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规律，如果一个金融中心是从国家级向国际性转型，它需要达到三个基本条件：第一，政府的干预必须是有效的；第二，要形成一个高度的集聚效应，像资本应该供大于求，资金的量也要非常充沛，人才也应该是供大于求；第三，要有一个合理的商务成本，也就是要有低交易成本。这三个条件就要靠政府不断主导、推进整体改革。

　　刚才院长提到我们改革进入“深水区”了，有了三个基本条件才可以向深水区突破。改革的进程要跟国家的政治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以及金融领域连在一起。

　　蒋耀：政府自身以及整个社会都对政府体制改革寄予很高的期望。大家觉得我们国家改革开放20多年取得的成就很大，各方面发展非常明显，但如果要想进一步往前走，尤其是保持我们国家持续的竞争力，包括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一些问题，使老百姓能真正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更多享受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很大的希望寄托于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主要是人们对现在的行政体制有一些看法，或者说是一些不满，听到比较多的看法是政府越位、错位，做了政府不该做的事或者说没有做政府该做的事，第二大问题是政府的行政效率偏低。

　　张鸿铭：政府行政体制和管理方面的确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政府职能的确有很多错位和不到位的地方，比如政府职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经济调控等；第二，我们这样一个地方政府层面，要改比较困难。由于中央和地方的事权不是很清楚，调控的内容非常多，能调控的主要手段都集中在中央层面，这样导致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发生矛盾，地方更多的是职能，政策是中央的，责任是地方承担。

　　乡镇行政改革也是问题很多，没有财权没有调控权，但是有责任。很多乡镇因为没有财权，有很多赤字乡镇，浙江的情况比较好。当前加快行政体制深化改革必须重视这两大问题。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几个方面应该引起重视：第一，行政审批问题，从中央到地方还需要加大改革度。审批制度还需要加快建设，放手让市场去做的事情让市场去做；第二，市场监管部门如何建立一套运转有序、规范的市场；第三，是政府机制运行的问题；第四，政府中介机构正式分开的问题；第五，如何创新行政管理方式；第六，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问题；第七，要深化解决的是公共财政问题，要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现在正在起步。要注意的问题是，如何深化主要是如何调整公共财政的支出结构，从原来的社会建设更多向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安全保障和生态保护方面倾斜。

　　就地方政府来讲，应该考虑如何提高为民办实事的能力，亲民政、为民政。

　　政府给自己动手术的动力

　　主持人：不可否认，在改革的过程中，政府也是一个利益团体，政府体制改革是政府自己给自己动手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有什么样的动力和机制能够让政府给自己动手术？

　　胡伟：这个确实是我们的一个难题。从国际上的经验看，政府要改革，无非几种情况，一是不动手术不行了。第二是主观方面的，就是有一种改革意识。如果没有改革意识，改革很难推动。第三靠制度设计，靠民主体制，人民要你改。

　　就我们国家来讲，这三种情况目前都有。但我这里特别强调的是领导人的改革意识。领导人有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有没有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非常重要。不管是客观因素还是民意表达，没有到不改不行的地步，这时候领导人的见识、视野起到相当大的作用。

　　高尚全：改革分两种，一种是主动的改，一种是被动的改。主动要比被动好。

　　现在看来，制度也要有安排，要通过立法来巩固改革取得的成就，同时通过立法进一步推动改革，使得改革规范化、法制化。有的部门是权力机构，是既得利益者，所以难度大。自己动手术，第一决心要大，第二信心要足，没有这两条他不敢自己下手改革。

　　决心大这牵涉到政府本身。信心足表现在：第一，改革到了今天有这个条件改了；另外，积累了经验，如果自己不懂一点技术而动手术，根本不可能。

　　这个革命是比过去难，过去是领导者推动，现在自己改自己。作为一个政府，作为党，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到了这个关键时刻必须要下这个决心。

　　陆红军：这是一个角色扮演，或者也是政府作为。

　　要深化改革，行政部门一切领导者要完成角色改变：第一，从以前的主导者变成仆人型。现在政府压力、责任很大，资源有限，它失去强势性，怎么样保持它以前的强势，或者是将来和谐社会所需要的这种角色，整个领导的体系中要强调的是，成为一个相对是仆人型的沉静型的甚至是某种弱势行政的思路，才能真正成为和谐社会的领导者。

　　蒋耀：政府自身怎么有改革动力呢？其实政府也是一个组织，政府是为公共服务的组织，它在某种程度上跟企业作为商业组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企业改革的动力从什么地方来，企业家为什么要改革？一是市场竞争，一是自身意识，一个高瞻远瞩的企业家要有忧患意识，要有竞争意识。如果对等研究政府，它也存在一个自身意识跟社会公众民意表达这两方面的推动力。

　　社会公众的意愿表达形式多元化，肯定要给政府施加压力，政府领导的危机意识演变成一种改革创新。地方政府也感到改革是在促进行政效率，亲商亲民，慢慢塑造这个形象。改革的领导者要承受很大的压力，英国杨基基金会的一人士说创新有三阶段，第一阶段是被人嘲弄，你还没有采取行动你只是鼓吹；第二阶段是强烈反抗，因为你付诸行动，利益集团强烈反抗；第三步改革、创新要依靠自身的成功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样改革才能成功，创新才有成效。

　　改革需要整体设计，自上而下推进

　　主持人：从我们的观察来看，许多措施的出台，基本上都是想解决一些比较细枝末节的东西，而且，在目前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又有多大的改革空间呢？是不是需要一个整体设计，自上而下地整体推进？

　　高尚全：要有总体设计，当然推进的时候都是一步到位，而且各方面要有配套，还要有时间表。

　　首先要在理念上创新。一是要明确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企业和人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是创造环境的主体。过去我们把政府当成创造财富的主体，把纳税人的钱通过财政集中起来，又把大家存在国有银行的钱的大部分贷给国有企业；第二，凡是不禁止的大家都可以准入，这个理念很重要。过去，凡是要干的都要经过政府审批，现在只要法律法规不禁止的，企业和老百姓都要干，这样效率高了，创新空间大了；第三是依法行政的理念。

　　没有这三个理念，改来改去，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零打碎敲。

　　蒋慧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设计好一套方案，例如，你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部门应该怎么设，设计好方案一下子推进，全面实施，全面安排；另外一种比较可行的方式是，根据实际需要设置相应的机构。

　　我们比较倾向于先进行框架型设计，实施过程逐步推进，还要上、下对齐，有可操作性。

　　蒋耀：改革要上面来定，下面自主试点没办法改，改革的进程还是要渐进式的。

　　改革首先要解决方向性问题，中央实际上对行政执行机构政府的定位已经十分明确。现在关键是要确定好政府究竟该干什么？这就要界定什么是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这个部门是不是应该减弱，那个部门是不是要加强。目前，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是私人产品和私人服务的界限没有搞清楚，使得我们往前推进的力量有限，不知道该往哪些方面推，明确这个方向是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首要任务。

　　有了这个前提，政府可以在两大方面有所作为，一个是简政。

　　首先要解决政府功能的强化、软化、弱化三个问题。对社会服务这一块要强化，过去我们是计划经济框架，特别是对微观经济这块非常强，最狠的就是经济委员会、教育部、

卫生部、公共安全部门，现在这些部门往往是要编制没编制，要预算没有预算，这个不改的话，没有办法真正实现公共产品的服务化。政府的监管、审批等在等你上门的这方面要软化，要体现一种人性化的服务，使服务对象不管是投资者还是其他的人都感到政府可亲。第三个要弱化，凡是市场能解决的，公民自己能解决的这些行政职能要坚决弱化，比如说是干预微观经济那些部门，比如像经济委员会，它应该更多向产业政策方面引导，基本上要退出审批，进一步减少行政程序。二是要规范，规范主要是要向标准化、程序化、信息化发展，只有政府的工作标准建立起来，才能解决一个法治还是人治的问题。信息化是基础，没有信息化政府的标准化跟程序化很难实现。

　　两个任务里面我觉得如果再把它深入的话：一个是政府机构改革，一个是政府服务流程再造。

　　至于哪个部门要加强一下，文件下来往往都是三条———机构、人员、资金要到位。这样我们基层就无所适从。上级某一个主管部门评价对这项工作重视不重视的标准，关键是看有没有这个机构，看你有没有重要的行政编制，有没有重要的财政预算，不管工作做得好坏。工作做得再好，没有这些要素，该上级主管部门就不重视，下次到我这个衙门就没这个事了。

　　政府机构内部关键还是在上面，一定要自上而下，上面要改在目前中国的制度下面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多元·博弈

　　主持人：浦东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方案中，行政体制改革放到了“三个着力点”的第一位，中央政府给浦东的是“不给一分钱”的政策，要求浦东先行先试，实际上是要求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试，现在浦东的行政体制改革提到了全国的高度，可以说是行政体制改革全国看浦东，在这样一种历史使命下，上海和浦东新区政府有什么新的改革思路？

　　蒋慧工：因为国家已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点，所以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也应该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重点。从浦东的经济社会发展看，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前15年，浦东的小政府大社会改革应该说取得了明显成效。记得镕基同志到浦东视察的时候说，这个体制好，戴着钢盔也要顶住。后来他亲自推动了国家层面和省市层面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我认为他看到了这个体制的成功地方。从浦东的发展过程看，我们原来的政府机构设置应该说与整个国家处在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的阶段相适应。而浦东或者上海或者其他沿海发达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高，浦东已经达到人均8000美元，今后还要向发达国家靠拢。在这样的发展阶段，原来的政府机构设置可能不完全适应。虽然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小政府大社会的构架，但是一些内设机构的设置与市里委办局及国家的部委基本上上下对齐，就是编制少一点，部门少一点。如为中小企业服务，不少发达国家都有中小企业专门服务机构，我们原来没有设，最近刚刚设了一个。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设计好一套方案，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行政管理模式，一下子推进，全面实施。另外一种比较可行的方式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调整相应的机构和职能，是渐进式改革。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先进行框架性的设计，实施中逐步推进。因为行政体制改革不是一个地方的改革，要上下协调，要有操作性。

　　改革过程中还会碰到利益权益的变动，如何处理利益权益变动？我个人认为，应当借鉴发达国家的博弈论思想。博弈论的思想表明，某项措施的出台要考虑到整个社会有众多利益主体，各利益主体都应该考虑其他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如果N个方面都这样考虑，最后就能达成一个多方均易接受的措施，这样就不会引起多数人反对。改革应该借鉴博弈论思想。过去我们强调政策，则不一样，政策倾向于重点扶持某个方面。发达国家为什么这么些年来总体上发展比较平稳，原因在他们讨论重要政策措施时，各利益主体的诉求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表达，从而达到某种均衡。综合配套改革，包括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当借鉴博弈论思想，以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

　　我个人的看法是，要先研究方案，然后逐步实施。事实上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和行政管理改革也是这样。

　　高尚全：现在讲经济主体多元化，必然反映在思想多样化，各种利益之间的协调很重要，怎样能够按照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理念协调各种利益群体共同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这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促进经济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利益群体有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也有一致的地方，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情况下，怎样使不同利益主体能够表达自己的诉求，而政府能够听到各方面的诉求，这是一个社会进步的表现。

　　必须建立利益协调机制，让各个方面都能表达利益诉求，在这个参与中，来取得共识，共建和谐社会。

　　胡伟：我们国家政府跟社会是不对称的，政府的权利和地位明显高于其他各种非政府的，包括企业的组织。而博弈的前提是要基本对等，现在各种利益主体已经出现，但是还没有能力和地位跟政府博弈，说到底缺乏民意对于政府的影响。

　　上海提建立法制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不能停留在一个口号上。人民把权力委托给政府，所以政府要对人民负责。我们现在缺少社会多样化的利益表达的渠道，缺少真正的社会民众参与，我们搞改革还是要从这些根本问题入手。邓小平早就说过，我们的权力过分集中，到现在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得到解决。我们一直讲政府要对人民负责，讲责任政府，为什么只是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呢，这个问题说到底还是权力的来源是上面给的，怎么可能对下面负责。要破除这样一种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否则机构改革很难进行。

　　现在我们非常缺少多样性，地方的自主性、民意的表达都非常不够，全国千篇一律，这样一个体制不改肯定不行。改革而且不是在细节上谈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是要根本上从体制和关键的问题入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过去零敲碎打似的改革模式现在很难起作用。零敲碎打的改革、点点滴滴的改革表面上看成本低，实际上总成本高，所以改革一定要有一个总体的设计，但可以分步进行。现在的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缺少一个总体的设计和安排，特别是在权力的分配。我认为政府改革很重要的就是要在权利的分配方面要有所竞争，就像体育和市场没有竞争就不会波动，政府体制也是这样，一定要有竞争。

　　现在我们政府改革关键的一部分是跟政府体制不能分开的，在我们国家体制里面也可以开展一定的竞争。现在我们往往是就事论事，机构膨胀就谈机构膨胀问题，职能错位就谈职能错位问题，但是它的根本症结在哪，我觉得这个问题要找出来，为什么机构老膨胀，为什么行政成本下不来，为什么这个职能老是错位？

　　陆红军：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可能要先有配套再综合才能达到效果，如果我们要做一个融资的产品设计，涉及到这个产品有多头的监管，进而会涉及到政府改革的问题，像金融改革的问题，谁也不愿意接手这个烫山芋。但像新加坡，他们在整个金融发展过程中，整体关系处理得比较好，在经济成长过程中，老百姓能从中分享成果。又如投资，现在

中国经济成长非常快，但是民众分享具体成果却比较困难。

　　如果没有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不可能有浦东的配套改革，但是浦东的配套改革之间如果不协调，改革也是非常困难，因为现在浦东改革面临的条件和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间是完全变了，上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不能用以前的眼光来理解这样的综合配套改革。

　　新兴的金融中心往往是在一个边缘地区崛起，我觉得自主创新可能对于上海成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起到很大的作用，而这个创新是通过市场通过试验区的试点来达到。我感到浦东的试验改革确实是在一个新的高度上，十年过去了，它完成了金融政策的落实，现在第二阶段改革更深，难度更高，就像人民币。在第一阶段的上世纪90年代，人民币业务在上海的金融中心试验，现在第二阶段难度最高，就是人民币的新产品，所以央行的金融稳定区、反洗钱中心，包括现在对于金融创新产品的国际部也都放在上海，在这地方完成人民币的衍生品新产品的交易定价，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国家一直非常谨慎，

汇率改革也好，人民币的区域化甚至变成国际化的这样一种进程都是非常谨慎的，需要有一个配套的政策，包括像金融期货交易所在中国也是放在了浦东，这个配套就是要完成人民币发展改革过程更深的一个战略，它要完成汇率机制、利率机制、衍生品走向国际。这个改革进程要跟国家的政治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社会以及金融方面共同连在一起，是一个整体的转移，所以现在国家提出来睦邻，可以富邻的政策，其实也是为人民币走向国际打下了一个基础，因为一个国家跟周边的地区不能处理好关系，不能和谐，那么它的金融政策，它的周边输出资本吸引投资进行金融服务就会有影响。作为一个研究者来说，我们提供政策决策的研究者，我们要保持跟政策制定者的对称关系，我们加工的产品是提供政策决定者的，产品必须贴近整个金融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来进行。目前在浦东改革开放这样形势下，有空间，但担子非常重，要求也是很高。

　　突破·难点

　　主持人：但我们理解目前浦东的行政体制改革的使命，并不是仅靠浦东新区政府自己能完成的。实际上，中国的经济改革，像农村改革也好，国企改革也好，都需要先在体制上有一个整体的突破，要么是给特殊政策，像深圳特区、浦东也好都是中央给的一些特殊的政策。特别是大家刚才都说了，在没有任何特殊政策的前提下，行政体制改革目前只能是自上而下了，浦东上有上海市和国家的各部委，在这样一个约束条件下，浦东自身能寻求多大的突破呢？有哪些是真正先行先试的东西呢？

　　蒋慧工：

　　中央提出的要求是，一个指导思想、三个着力、四个结合。我们主要是围绕三个着力，着力转变政府职能，着力转变经济运行方式，着力转变城乡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来推进改革。围绕这三方面，具体说，三年行动计划提出了六项任务。归纳了一下，今年具体改革事项估计要超过50项。月底我们要推出行政效能的四个制度，问责制，投诉制，评估制和监察制，通过四个制度安排促进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另外还有完善功能区的管理体制等。

　　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外，要素市场的改革，特别金融组织、金融产品的创新是一个重要方面。当然，这方面浦东新区不能独立完成，主要靠中央的有关监管部门，靠一行三会来推进。国家有关部门和部委非常支持浦东综合配套改革，很多改革已在推进：比如说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的建立，并逐步运作；比如说跨国公司的九条，货币经纪公司的成立，都是突破性的改革。围绕上海建设四个中心，最近我们还在研究金融产品创新方面继续突破。

　　第三个是科技体制改革，要通过制度创新来促进科技创新。国家非常重视科技创新、自主创新，但是我们认为影响科技创新的最大障碍还是制度安排方面的障碍，包括产学研结合的制度障碍，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的障碍，包括风险投入退出机制的障碍等，需要在很多方面进行突破和创新。后面两个也是上海市委市政府确定的任务，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聚焦陆家嘴、聚焦张江，就是要求在金融和科技制度进行创新。

　　还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涉外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一个是城乡两元结构的改革，一个是公共服务如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方面的改革，今年都有一些具体的改革事项在推进。总体方案有十项任务，三年行动计划重点从六个方面推进，在这六个方面改革中，我认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金融和科技改革更为重要。

　　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我们能做的改革，应该说推进了不少。现行的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既相适应又不完全适应，如何着手改革，我个人还没想清楚。我认为行政体制确实存在需要改革的方面。刚才说到的事权和财权的问题，市委市政府已经在研究，将一部分事权放到浦东，浦东参照二级市管理，这个正在讨论当中，还没有定下来。还有一些事权，像刚才说的国家有关部门的事权，这个能不能放，难度更大。在改革实践中，地方政府能够改革的那一部分我们推进得较多，比如说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比如说四轮审批制度改革。如果第四轮审批制度结束，浦东原来拥有的700多项审批事权大概只剩220项。当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需要改，但是这不仅是地方部门，还有市和国家直接管的部门，也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革。

　　立法·经验

　　主持人：浦东新区本身在政府体制上是不是成为中国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之外的地区，作为一个试点它的体制跟现有做法不一样，在最大的政策上浦东想不想争取，中央是不是给？

　　蒋慧工：浦东要拓开一步，这不是组织上拓开一步，是改革上拓开了一步。我个人认为是不是应该向当时的深圳立法那样，浦东综合配套改革或者其他的综合配套改革全国人大也要有个立法，在这个立法前提下我们可以做，没有这样的立法你不能动。

　　陆红军：我们在2004年做了一个课题，专门建议能不能在上海率先成立一个金融管理局，按照今天的主题来谈，体制系的改革应该是自上而下的模式，可以把这个试点通过一定的程序立法或者其他程序，把浦东新区作为国务院试点改革的内容，来配套推进金融改革。能不能在浦东新区实行由中央政府牵头，银行商会跟上海市政府合作，再加上发改委的“四加一”的模式？我也提了“六加一”方案，就是加上财政部和发改委，这个试点是放在浦东新区。

　　我们可以做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混业经验分头监管，第二个是混业经营混业监管，浦东新区很多是欧美比较发达的企业，他们是比较适应这个模式的。新的国内金融机构也比较开放，如果把监管成本和预算降低，混业经营和混业监管是适应中国模式的，它也有可能成为另外一种模式——可能比混业经营混业监管更适合中国的模式。我想这是浦东综合改革在这方面的一大贡献，为国家创造经验，利用中国政府本身的能力，这个经验也许还可以输出到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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