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有计划地制造穷人

　　

新浪专栏作者秋风。(新浪财经资料图片)

　　秋风，独立学者，现居北京。主要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普通法宪政主义与中国古典思想与政制。已出版著作《立宪的技艺》、《为什么是市场》和《权力的现状》。译著包括《哈耶克传》、阿克顿爵士《法国大革命讲稿》、霍布斯《哲学家与英格兰法律家的对话》、《法律与自由》、《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最小危险部门》等十余种。在多家报刊开设专栏，撰写经济、政法评论。

　　4月17日-4月23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秋风。----编者按

　　点击进入秋风的BLOG

　　          有计划地制造穷人     4月17日  星期一

　　文/秋风

　　穷与富的政治经济学之一

　　有计划地制造穷人

　　贫富差距是近年来人们热烈议论的话题，穷人的处境也总是能够引起人们的同情。在学者地讨论和媒体的议论，尤其是在网络论坛上，不少人把贫富差距的扩大归咎于市场，归咎于过去二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在流行的语汇中，与市场对应的就是计划。于是，这些质疑并咒骂市场的人很自然地怀念起计划经济时代，并告诉人们，那是一个公平的时代，那个时代是穷人的天堂。

　　但是，只要稍微了解一下那个时代的经济史，就可以发现，计划经济其实是在有计划地制造穷人的体制。它的一整套制度相互配合，让所有人都成为穷人，并且让穷人丧失改变自己处境的自由和机会，永远停留在贫穷状态。

　　普遍的贫困

　　穷与富是相比较而言的。谈论穷富的时候，需要考虑时间因素。比如，我们说日本人富、中国人穷。其实，拉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人未必比中国人富。但仅仅过了二三十年，日本人就比中国人显著地富裕，中国人相对而言却成为穷光蛋。当然，谈论穷富也需要考虑到结构性因素。任何国家都有穷人，当人们说一个国家是穷国，是指那个国家的穷人的比例高得离谱的程度。这一点如果再加上时间因素，则可以说，当人们抱怨贫穷的时候，就是指，这个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口，在很长时间内始终停留在贫困状态。这个时候，人民的贫穷才成为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计划经济时代，正是人民普遍并长期贫穷的时代。

　　人民摆脱贫困所需要的财富不可能凭空出现，只能来自于恰当的制度安排下的劳动生产率之提高，而计划经济时代，整个经济是没有效率的。

　　早在计划经济体制真正在苏联建立起来之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就指出，由于没有私人财产权，所以，无法形成价格信号，而缺乏价格信号，整体经济体系就无法正常运转。他的学生兼同事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则发展了米塞斯的观点，他说，由于对反映供需等变量的信息分散在无数个人和企业头脑中，计划当局不管运用多么先进的情报系统和计算工具，都不可能将其完整收集起来，因而，它也就无法将可以利用的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进行正确的配置。更进一步而言，计划当局根本不能知道到底有多少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源可共利用。

　　事实也确实如他们的理论所料。以前有一个很流行的词——不知道现在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讲不讲——“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这被断言为计划经济的一个巨大优越性。然而，米塞斯的结论则是，计划经济其实恰恰是“有计划的混乱(planned chaos)”。对此，稍微上点年纪的中国人应当有很深切的了解。

　　除此之外，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分析那个时代的经济史时，更多地关注经济的微观基础。他们对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论证了，这些企业由于缺乏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因而，注定了效率低下。

　　当然，这套体制可以借助杨小凯所说的“后发优势”，利用他人的知识实现某种跨越式增长。苏联人利用西方的知识，中国人则利用苏联人提供的生产技术、管理知识，参考国际或黑市价格，安排生产活动，并在短期内实现GDP的高速增长。

　　但是，这种增长是有极限的，因为，这种体制没有自我创新能力，你不可能指望计划当局进行创新，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国有企业当然也缺乏创新的足够激励。也因此，这种增长是没有效率的。

　　旅美华人经济学家邹至庄在其《中国经济转型》一书中说，1952年到1978年间，大陆的全要素生产率几乎没有任何增长。GDP的增长主要是靠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推动的，尤其是资本的贡献占了80%以上。这些资本则来自农民和工人的剩余。这相当于一种强制储蓄，由此形成的资本积累支撑了短时期内的政府高投资。因此，在那20来年，确实建立了很多工厂，生产了很多钢铁、煤炭、机床，实现了帐面GDP的增长。

　　但是，由于劳动生产率没有任何提高，从经济学上说，劳动者的收入就不可能有任何提高的空间。同时，政府为了维持高投入，也不允许劳动者工资提高。结果，即使在城市内部，工人也趋于贫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国有单位的年均名义工资，1957年是637元，随后出现下降，大约是在洋跃进时有所上涨，到1978年涨了7块钱，为644元。但是，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却表现为工资收入的绝对下降。按照1950年的币值计算，1957年的年均工资是503元，1978年反倒成了445元，发展了20多年，人均工资竟然跌去一成多，如此长时间内工人工资呈现下降趋势，这可能是所有工业化国家历史上所没有的现象。仅仅由于城市妇女大量就业，城市家庭的总体收入才没有下降，人均消费才有所增长。但这也意味着，城市工人的生活品质普遍下降，因为，妇女从事全日制生产劳动，几乎没有时间从事家务，“双职工”的窘迫及家庭教育的衰落即因此而来。

　　农村的情况类似。根据赵德馨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67-1984》提供的数据，从1949年到70年代末改革之前，中国农业生产总量虽有一定的增长，但劳动生产率却几乎没有提高。从“一五”时期到“四五”时期，农业劳动力人均年产值仅由263元微升至276元。1966年时，中国农业劳均产粮仅1162.8斤，远低于1936年的水平；时至1975年，劳均产粮也只有1931.5斤，比1936年高不了多少。这意味着，农民根本没有提高收入的经济上的可能性。同样是由于劳动参与率提高，大量妇女从事农业劳动，才使农业总产量有所提高，但由此形成的剩余又完全被远在城市的政府拿走。

　　刘国光等人士试图为“计划”正名，在市场化改革远没有触及根本问题的时候翻回来谈论什么市场离不开计划。但严肃的学者首先会追问一个问题：面对高度复杂的经济活动，计划究竟有没有可能？有些民众本能地以为，通过制定计划，可以增进自身福利。然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都表明，在计划体制、国有企业制度、农业集体经济模式下，三十年间劳动生产率没有一点提高，也因此，几十年间，人均收入没有一丁点提高。不仅没有人摆脱贫困状态，反而更多的人降入贫困状态。

　　绝对的贫困

　　那三十年人们之所以陷入普遍的贫困，也与经济、政治的结构性因素有关。

　　出于种种复杂的考虑，其中主要是政治上的考虑，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增长战略是重工业优先。但现代工业部门本身缺乏资本，根本无力支持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投资。很自然地，政府采取了苏联学者发明的“原始积累”方法，即，现代经济部门剥夺乡村的剩余。为此，政府实行“剪刀差”政策，通过政府扭曲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价格，创造一种不利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政策环境，获取农业剩余以补贴工业化。这确实是一种十分怪异的做法：现代经济部门需要靠掠夺传统部门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而且，直到今天，现代经济部门已经高度发达，其部分收入依然按照旧体制的惯性，来自对农村、农民的掠夺。

　　这一过程意味着，农民必然陷入一种绝对的贫困中。黄仁宇曾称赞50年代开始通过国家权力向乡村的延伸，终于把农民完全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国民。但农村成为国民，得到的只是史无前例的对国家的义务，而无从行使权利。在农村建立集体化的政治经济组织，乃是工业化逻辑的延伸。因为，只有把农民完全纳入到城市自上而下的控制体系中，农民的全部剩余才能被城市获取，转化为工业部门的投入。如果没有这些剩余的不断投入，低效率的国有企业是无法自我维持的。农民却因这种控制体系而丧失了通过自己的努力增加收入的全部可能性。

　　随着工业化取得一定成就，为了防止农民侵蚀工业化的成果，政府意识到，必须建立城乡分隔制度。按理说，农民开始为工业化做贡献，随后就应当可以享受工业化的溢出效应，比如农民获得从农业部门转入工业部门的机会，从而实现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但这个一般性规律在中国失效了。

　　因为，对重工业畸形的偏好，导致工业结构趋向于排斥劳动，且其效率又极其低下，所以，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极端有限，它甚至不能吸收城市人口自然增长带来的新增劳动力，城市本身面临巨大就业压力。因此，从50年代后期开始，就隔三差五地出现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治运动。问题是明摆着的：要维持城市稳定，就必须阻止农民进入城市。

　　从另一个角度看，因为现代工业部门的效率低下，因为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主要用于投资，因而，政府向民众提供福利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但反过来看，为了工业化和政治稳定，政府又不得不维持城镇人口的基本福利。

　　政府有限的福利供应能力和城市工业有限的就业岗位创造能力，迫使政府必须阻止农民自由流入城市。1958年，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城乡二元隔离体制正式形成。在此之后，从1960到1976年间，城镇人口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从13073万降至11342万，纯减幅达13.2%。这恐怕也是现代各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只是在这城镇人口把严格控制的基础上，城镇人口中那些享有国有身份的人，才得以享有了一些福利。八、九成国民则几乎没有任何国家福利。

　　在户籍制度、在重工业优先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的贫富结构：从城乡之间看，城市绝对收入高于农村，且城乡收入差距在日趋扩大。邹至庄的研究说，从1957年到1978年，农民人均家庭消费指数的年增长率是0.0142，城市则是0.0248。从地区来看，在1952—1978年期间，三大直辖市以及黑吉辽等工业重镇的收入水平远远高于其他省区。

　　透过城乡与地区的收入差距，可以看出，国民的收入其实是按照权力来分配的。权力控制着全部资源，而总体政治格局是城市领导农村，所以，城市人口离权力更近，离效率相对较高的现代工业部门近，所以其收入高于农民。在城市内部，只有纳入到国有的工业部门，才有资格享受较高的收入和一定福利。因此，这个国家的人口分成了两部分，享有特权的国有体制人口，及处于绝对的无权状态的体制外人口，包括农民和城镇部分人口，他们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下。

　　在这种体制下，所有人都丧失了提高自己收入的机会。城市人口只有一个雇主——党和政府，这个雇主给他的工资仅够其维持人力资源的简单再生产；如果他因为某种原因——经常是政治原因——被这个雇主开除，他就丧失了谋生的基本手段，跌入绝对贫困状态。对城里人来说，下放农村劳动就是仅次于被打死的另一种严厉惩罚了。至于农民，则一直在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因为他不可能自由流动到城市进入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经济部门，他也不能利用自己的企业家精神安排生产活动提高效率，而他所服务的农村集体的剩余又全部被城市拿走。他被系统地剥夺了追求幸福的一切机会和自由。

　　可以说，计划经济是一套让民众普遍而绝对贫困的体制。民众，尤其是农民当然对这套体制极度不满。同时，这套体制是依靠不计成本地投入资源来维持的，因而其内在的混乱和低效率将使最终难以为继。因此，从60年代起，民众，尤其是农民就不断冒险进行改革，比如偷偷流入城镇，或者耕种自留地。没有人愿意一辈子并且看着自己的后代一直生活在贫困中，正是这种对于幸福的最基本的追求，促使民众不断地寻求突破旧体制。而面临困境的政府也被迫在80年代初承认民众的不满，放松野蛮的控制，承认民众拥有追求幸福的自由，承认以私人财产权为基础的市场体制的合法性。

　　今天，一些民众，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国有企业工人，因为对市场化改革不满，但又受到自身知识的约束，当自己利益遭受损害时，本能地回想计划经济时代；有些知识分子则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把那个时代浪漫化，以为那个时代才是穷人的天堂。应当说，90年代以来的改革确实让这些工人的处境不如以前，比如，由于下岗失业，他们丧失了原来享有的稳定收入、福利保障、甚至社会地位。但因此而神化计划经济时代，对农民、对于城镇生活在公有体制之外的民众却是不公道的。那个时代可能确实实现了GDP的高速增长，也形成了某些物质建设大跃进，但它没有提高民众的收入。假如那就是天堂，那么，那个天堂肯定不属于穷人。经济学理论及过往几十年的经验证明，同情穷人，就首先需要拒绝计划经济，拒绝户籍制度，拒绝片面强调重工业的畸形经济结构。

点击进入 秋风专栏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