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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杂志社 马国川
北京大学李玲教授近日发表文章《医疗卫生为什么不能完全市场化》认为：“中国近10年来医疗卫生发展非常快，但发展趋势是所有的资源投在了大城市、大医院和高精尖技术上，这就是市场的导向。”
医疗资源投在了大城市、大医院和高精尖技术上，实质就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公。正是由于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导致“看病贵、看病难”。但是这种不公平的医疗资源分配格局真的是“市场的导向”造成的吗？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医疗卫生领域到底引入了多少市场机制？医疗服务的价格是政府管制的，医生和护士的服务根本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从所有权来说，医院90%都是政府的。可见，在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的今天，政府仍然掌握着绝大部分的医疗资源，医疗资源主要由政府来配置，而不是“市场的导向”。
既然政府主导医疗资源的配置，就应该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什么能够保证政府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医疗资源配置？只有可靠的权力制约机制。遗憾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权力制约机制。既然政府配置医疗资源的权力所受监督制约尚不完善，同时又让政府直接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这就等于把全国老百姓的资源都交给不会被问责者，这些集中控制起来的资源当然会给那些对自己更为有利的地方。
记得在“非典”肆虐的时候，就有人骄傲地宣称，北京的医院最多，北京的医疗条件最好。确实，北京集中了全国最好的医疗机构和人才。无可否认，其中有典型官僚化色彩的条块利益实体的功劳。作为国家的首都，北京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国家级权力机构，地方和部门在利益博弈中一再获胜，才最终成就了北京在医疗方面的绝对优势地位。全国最多的“号贩子”集中在北京，也正是这种优势地位的“副产品”。在北京的“协和医院”门前，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每天都排着长队，“号贩子”也出没其中，屡打不绝。可是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协和医院”门前却大多安安静静，根本没有人排队；虽然里面的医生都是“专家”，但没有专门人员倒卖“专家门诊号”的现象。两种情形形成鲜明对比，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建立起对行政权力的问责机制，政府在分配社会资源的时候，它就不可能遵循效率原则(因为不是按市场规则分配)，也不可能遵循公平原则，而只会符合权力原则，只会追求自己的利益。一言以蔽之，强大的政府管制以及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才是导致资源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
我们当然要警惕市场导向可能产生的不公平的医疗资源分配格局，但是在目前政府仍然掌握着绝大部分的医疗资源的现实条件下，我们更应该建立起对行政权力的问责机制，让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只有在建立起真正的问责制之后，才能保证政府在为民众提供越来越多的医疗卫生服务的同时，对医疗资源之类的公共产品进行公平分配，保证医疗资源为最广大的人民所享用，维护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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