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陈平谈国退民进之争(2)

　　刘昶：刚才陈老师给我们做了非常精彩的演讲，他今天的演讲是我们系列演讲的第一次。我们的系列演讲暂时是不定期的，接下来我们还要专门讨论国企的问题，讨论金融的问题，讨论农村改革的问题，其他各方面的问题我们接下来有好几讲，请大家关注我们中心的信息发布。接下来有三位教授给陈平老师刚才的演讲做点评。

　　石磊：感谢陈平给了我评价的理由。

　　批评是对的，首先给予肯定，如果他开头就把周其仁的好处都说了一大堆，把郎咸平在公众当中所获得的好的口碑再重复一遍的话，今天大家来就是多余的了。他接着又批评了很多经济学家，包括也批评了科斯，也批评了对均衡理论作出很多重要贡献的一些人。我想说的一点是，非常值得我们肯定和张扬的一点就是，经济学不需要偶像。陈平交给我们的最重要的信息和智慧是这个，这一点非常重要，我非常欣赏他，很诚实，你不喜欢这个人的观点，我就说出来，这不影响跟这个人的私交，这非常好，这是经济学家的一种诚实。我也想表达一点诚实。当我们用诚实的态度去批评一个观点的时候，可能今天限于时间，没有允许陈平把后面更具体的东西说清楚，这样就有可能给在座的诸位留下疑问。

　　有几点要在这里说一下。一个是陈平说产权既不是公司提高效率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尽管它是重要的。这个话有点费解，既不必要又不充分，它还重要，那么这个重要性在哪里。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允许他去解释。当然我注意到了，他把科斯牛吃麦子的故事放出来了，这个恰好是我想补充陈平的一个现象，免得大家对陈平有误解。

　　科斯讲的这个故事实际上跟他所评价的张五常的事情恰好是不能放在同一个条件下来评价的。张五常是坚持外生交易费用理论的，尽管他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合约理论。科斯更多的是把产权理论跟交易费用理论统一起来，可以推算科斯实际上是坚持内生交易费用里面的。内生交易费用理论为什么不能跟张五常的外生交易费用理论放在同一条件下评价呢，因为两者得出的结论恰好是相反的。内生交易费用理论恰好跟产权界定有关，这跟后面讲的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到底谁的交易费用更高，跟这个有关，这样我就把这两个问题一起做一个评价。

　　如果说社会主义，特别是传统的社会主义，一定存在一个交易费用很高的情形的话，那么这里讲的是内生交易费用，不是外生交易费用，压根没有交易，哪里来的交易费用，即使有也是极其偶然的。因此这里讲的由于产权没有明晰界定，而搞出来的相互之间的扯皮，到最后可能会产生内生的交易费用，这是他所批评的已故经济学家，没有说名字的，就是华人著名经济学家，也是比较诚实的一个人，杨小凯。他强调了这一点，当产权没有界定的时候，一定会产生无休止的扯皮，这个扯皮就是内生的交易费用。

　　再一个就是关于均衡理论，均衡是一种方法，我们并不期待从均衡这里得到任何可靠的理论，因此我们并不希望任何一个公司在做出财务决策的时候都是严格按照均衡理论来做的，而事实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公司是这样做的，由此出发我们来批评均衡理论可能有点不公允。

　　谢谢大家！

　　张晖明：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刚刚陈平教授比较发散的对经济、社会，乃至心理结构的一些理解，无论是制度经济学的关于企业或者是社会发展动力方面的评价，我觉得非常有启发。今天我们作为一个追赶型的国家，在经济学理论上面同样在追赶。我的同学曾经说过，

中国经济学落后，我说与其说是中国经济学落后，还不如说是中国经济落后。怎样很好地借鉴西方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陈平教授做的尝试对我们是有启发的。

　　今天的题目实际上在后面的讨论当中没有更多地展开来说，或者是郎咸平、或者是周其仁的分析。这里简单做一个回味，这里包含一个方法论，经济学、经济学家本身的学科方法论的局限性问题。实际上郎咸平用了他的公司财务学的理论讨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其实我觉得郎咸平不懂得中国企业，我在这里做一个判断，因为他后来所讨论的信托责任问题，乃至于期限运用当中的冰棍现象，他都持否定态度。实际上是他不懂金融内涵的东西，也是他不懂中国企业的矛盾到底在哪里。陈平教授比较务实地通过现实的分析来说明他的局限性。

　　第二个感受，对于产权理论，也就是今天比较推崇的一把刀。其实所谓主流经济学，或者是新主流主义的，在产权理论应用当中实际上都是有条件的。陈教授用了MIT学生的联合体和蔡司公司的案例，实际上就是说一个理论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非常纷争复杂，对于东中西部发展条件，对于企业成长、发生，中国的国有企业之所以建立，都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如果用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来一刀解决的话，实际上是解决不了的。所以简单地用某一个理论来说明中国的问题是不行的。

　　我得到的第一个启发就是，陈平教授或者是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试图借助于演化经济学，或者是带有非常综合的研究方法来考察中国问题，从而陈教授一再强调，中国的经济学人、中国的经济学家不要放弃了自己可能拥有的对于经济学发展可能作出的贡献，而只是一位地麻木、迷信、照抄，这是对我最大的启发。

　　这里提一个问题，因为新的演化经济学分析以好或者是其他新的综合分析方法也好，究竟在中国是不是能够建立起一个完全统一的学科流派，我觉得在中国是不可能的。我想留下这个问题来给各位。

　　谢谢！

　　倪文生：谢谢主持人的邀请，首先听了陈平老兄的一番话受益良多。有一点我在这里提醒一下，我们刚过了建校一百周年，在建校一百周年的大会上，我们的校长讲了非常好的一句话，那就是学术自由。原来北大是学术自由的圣地，我觉得现在这个火种已经传到复旦，并且我们复旦要成为学术自由的一个重要阵地。

　　首先对郎周之争我不想多评论，但是我想说一句话，第一财经取消了郎咸平的节目，我觉得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我早就跟他们的人说过怎么还给他一个讲堂在那里讲。

　　应该说对国有企业改革我是外行，这几年我做的是纯理论，基本上对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一点都不清楚，在这里石磊和正富都是专家，他们整天跑，都非常了解，我是从理论面来思考问题。最近两三年我一直在读史，我总觉得我们中国最近几年走到一个十字路口了，究竟应该怎么走是值得大家反思的。现在关于郎周之争还有改革和不改革之争，实质上都反映了我们这个国家在向何处走，怎么走法，已经到了一个关头了。

　　对于产权问题，对于陈平兄的观点我既同意也不同意，他提出来产权一把刀，一讲产权就什么都解决了，他对这个的批评我是非常同意的。仅仅依靠私有化和产权明晰就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说法是非常浮浅的，根本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但是产权绝不是不重要，观察近代西方世界兴起的历史，你就会发现，没有私有产权制度，西方世界的经济起飞绝不会发生。这一点我看了一下，无论是从威尼斯到荷兰，再到英国、德国、法国，基本上是支撑市场形成的产权结构形成的历史。中国经济的改革是在一个没有产权向正在生成产权的历史过程中，如果说未来我们的刚性产权制度不能形成，那么我们长远的经济学习，我觉得是值得担忧的。

　　产权制度怎么形成？产权是重要，但是产权绝非仅仅是国家利益最大化，设立一个规则产权就出来了，绝不是那么回事。看一下英国的历史和欧洲的历史，你会发现，英国的1215年大宪章运动到1688年的工业革命，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是产业资本家阶层在冲突里面获得权力，或者是争得权力的过程。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中国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每一个公司股份化的问题，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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