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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让农民分享现代化的好处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3月03日 18:19 《财经时报》

  贺雪峰

  新时期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要通过各种办法来形成一个稳定的农村,从而使农村和9亿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仅仅依靠城市化和市场化能不能在短期内解决中
国9亿农民的问题?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新时期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要通过各种办法来形成一个稳定的农村,从而使农村和9亿农民成为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出得去与回得来

  显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能只是权益之计,而应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目标。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要点是,在中国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让占中国人口多数的农民分享到现代化的好处,从而让农民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能够安居乐业。

  当前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有“积极方案”和“稳健方案”两种。所谓积极方案,就是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尤其是通过户籍政策和土地政策推动农村人口的快速城市化。其中学界部分人尤其主张给农民土地私有产权,通过出卖土地为农民获得进城准备金,从而加快农民进城的速度。所谓稳健方案,就是在充分考虑城市就业吸纳能力的基础上,有序推进农村人口城市化。

  积极方案的后果是大量进城农民无法得到稳定的就业机会,从而在城市形成规模巨大的贫民窟。稳健方案则在承认目前城乡二元结构现实的基础上,在避免形成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前提下,推进农村人口的城市化。

  积极方案较稳健方案可以有更快的城市化速度,不过,积极方案可能造成的高达数亿人口的城市贫民窟,不仅会威胁城市本身的生活生产安全,可能在中国现代化的某些敏感时期成为巨大的威胁性力量。

  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发动机在城市,而中国发展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在农村。如何在承认城乡二元结构现实的基础上,以城乡统筹为基础,实现城乡良性互动,从而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基础,应该是当前农村政策设计的焦点,也是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方向。

  决定农民能否进城的关键,是城市可以为农民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及多少就业收入。在当前中国工业结构多处于高竞争性的加工制造业未端,利润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进城务工收入不可能有大幅度提高。就业机会也不会因为农民进城多而增加更快。相反,远远超出城市就业容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会在农民工之间,农民工与城市蓝领工人之间产生激烈竞争,结果是,农民工更加缺少与资本的谈判能力,农民工被置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离开了农村就无法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他们将不得不住在城市贫民窟中,生活十分悲惨,也无法看到未来的希望,正如所有发展中国家贫民窟的情况一样。

  如果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让农民可以在农村安居乐业,则当城市经济发展很快,就业吸纳能力强,而且劳动报酬相对较高时,就会有更多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而当城市经济发展较慢且收入较低,特别是出现大规模经济下滑时,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可以回到农村生活。

  立足农民福利

  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立足农村,从增加农民广泛福利的角度来打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路。

  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做文章,一是提高农村公共品供给水平,从而减少农民的生产生活支出,降低农业风险,缓解农民支出的压力;二是通过农村文化建设,为农民提供非物质方面的福利。无论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离不开强有力的乡村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

  与农民增收难相对应,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支出的压力快速增长。一方面,消费文化刺激着农民的消费欲望,引起消费需求,另一方面,以教育、医疗为大宗的现代服务,构成了农民巨大的支出压力。农民面对一个高度市场化的社会,以前以劳动和实物完成的交换(比如换工等),现在不得不以现金来支付。市场经济越发展,消费文化越深入,农民现金支付的压力就越大。

  农民的支出压力不只是市场经济所造成。以取消农业税后的情况为例,取消农业税,农民获得了较大实惠,但同时,在有一些农村,随着乡村组织的退出,农民不得不个人面对生产生活中的公共事务,不得不通过打井来灌溉水稻作物。其后果就是农民虽然减少了每亩几十元的税费上缴任务,却不得不增加每亩数百元的灌溉成本。

  当前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因为公共品供给不足,而不得不以私人品替代,从而造成生产生活中的高成本的情况,十分普遍和严重。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中央补贴农民的思路恰又是直补到户,不能解决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找到有效的供给公共品的办法,来为农民提供廉价公共品,减少农民生产生活中的支出。

  在农民增收空间有限,而支出压力不断加大时,为农民提供廉价的公共品,是减少农民支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在农村,公共品指构成农民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基础的物品,可以诸如水、电、路、调解、民风、村容等等。也可以将村组干部作为农村的公共品,因为村组干部是农村熟人社会的一员,他们具有强有力的调解村庄纠纷、维系村庄团结的功能。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会慢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建设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活方式是与这样的现实相适应的。

  所谓“低消费”,就是讲求节俭,鼓励“新三年旧三年”,反对铺张浪费,尤其反对以金钱来衡量人生价值的生活方式。所谓“高福利”,就是人们感到生活满意,有意义,有体面和尊严的生活方式。“低消费、高福利”的典型,如让村民的生活有根,对未来有预期。让村庄有文化,有舆论,有道德压力,有生活感。将村庄建设成为一个文化生产场所,提高村民的福利感受。

  站在农民的角度来看,构成农民福利和满意度的,绝不只是收入的增加,而是与他们主体感受有关的各个方面。比如政治社会地位的感受、人际关系的改善、文化生活及其对生活价值的体认,等等,这些方面正是社会主义所具有的明显优越性所在。(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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