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改革使教育归位 高等教育应该市场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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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6年03月03日 18:02 《财经时报》 | |||||||||
教育的理想状态是,“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政府提供保底的合格教育,民办学校提供多样化选择,提供更好的教育 □ 本报记者 言扬 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杨东平教授长期致力于国内外教育史和教育体制的研
“教育产业化”之弊 《财经时报》:从1985年实行教育改革到现在,二十年过去了,改革的成果有哪些?有何不足之处? 杨东平:教育改革的情形和经济改革非常相似。中国教育处于高速发展、数量规模不断扩张的状态。但是,当前大家对教育改革最大的非议是,在教育机会大规模增加的情况下,教育公平的情况反而恶化了,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实行教育产业化路线后,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比以前加大。 在产业化思路下,教育内在的品质发生很大变化。学校普遍看重经营创收,以钱为本,收取高昂的教育费用,教育支出急剧上升,成为普通老百姓难以承受之重。 《财经时报》:教育的这种现状跟我们国家财政投入较少很有关系。 杨东平:“教育产业化”思路的诱因,是因为国家投入不足,只能把教育经费的负担转嫁到社会力量和学生家长身上。但是在允许学校经营创收的过程中,开始时很多学校被迫自谋生路解决生存问题,渐渐主动遵循收费至上的思路,学校变得像企业一样,只追逐利润。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学校的经营活动主要是参加第三产业和科技产业,而现在已经演变成非常明确的钱学交易。 《财经时报》:中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一直很低,为什么政府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杨东平:和我国所有的公共事业一样,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一直很低。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片面追求GDP的发展观。1993年中国提出到2000年财政性教育经费要达到占GDP4%的目标,直到现在仍没有实现,推迟到2010年实现。这个目标是上世纪90年代初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财经时报》:4%还只是行政承诺。如果没有硬性的法律约束,可能仍然难以达到这个目标。 杨东平:这是中国教育公共财政制度的问题。教育拨款到底是财政部说了算,还是全国人大说了算?该不该通过法制方式把国家的教育投入确定下来。前几年“两会”的时候,很多人提议,颁布一部《教育投入保障法》。这次修改《义务教育法》,教育经费保障由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地方政府来分担,拿出了一个具体方案,也许能保证教育经费的落实。 借鉴西方的教育经验 《财经时报》: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公共教育制度如果缺乏市场竞争的约束,会导致效率低下,资源浪费。要改变这种状况,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场化道路。是不是中国情况特殊,弗里德曼的教育市场化思路不适合中国? 杨东平:欧洲的教育和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都不一样。在西方发达国家,公立学校制度已经实行了很长时间。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学校系统的同一化、低效率、官僚化。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增加竞争,甚至由政府出面制定一些政策来促进公立学校之间的竞争,比如允许学生跨学区选择等。 中国的教育系统是个差别极大的等级化系统,从一开始就有重点学校和非重点学校之分。中国的公立教育之间并不缺乏竞争,相反,不同学校之间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所以中国的义务教育所追求的目标是,尽可能减小学校之间的差距,使得义务教育更加均衡,能够一视同仁地面对所有适龄儿童。 中西教育系统的问题完全不一样,改善动机也不一样。西方国家市场化的改革是为了通过竞争改善服务,提高效率。它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改善政府对公共产品提供的方式和服务,根本不涉及教育经费或收费问题。 日本在对学校进行评定的时候有两个明确标准,一是防止出现学校的序列化,也就是说避免由于好学生都聚集到好学校而出现好学校和坏学校的等级序列分化;二是防止择校的低龄化。 《财经时报》:中国城乡之间的差距本来很大,现在教育投入上又人为拉大差距,导致差距越来越大。 杨东平:这涉及教育均衡化的问题。义务教育按本义来讲是国家行为、政府行为,国家教育经费来自每一个纳税人,因此,义务教育应该一视同仁。 所谓“公正”的第一个准则就是平等性,平等对待所有人。第二个准则就是差异性,区别对待不同的人,对弱势群体进行补偿。中国不仅一视同仁没有做到,存在重点学校非重点学校之分,而且其政策向强势学校、强势地区倾斜,导致双重的不公正。 高等教育应该市场化 《财经时报》:在高等教育中也存在着这种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人为拉大学校间差距的问题。 杨东平:国家的教育投资大量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就世界范围而言,一般国家的高等教育投资在三级教育投资中的比重约为16%,中国前两年达到24%,非常高。尽管如此,高等教育的质量仍然在下滑,由于高等教育的规模急剧扩大,师资、教学条件被稀释了,这在一些地方性的高等学校尤为严重,很难保证教学质量。 对真正应该市场化的高等教育,国家仍然采取垄断和包干的态度,而对于应该由国家包干的基础教育、义务教育,国家却采取推卸包袱的办法,转而依靠社会力量来支撑。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包办昂贵的高等教育。 我们国家对高等教育仍然采取国家包办的垄断格局,民办教育的发展举步维艰。在“教育产业化”的过程中,公立学校举办非公非私的、亦公亦私的“独立学院”,对民办教育打压,极大抑制了真正的民办教育的发展。 教育的理想状态是,“公办不择校,择校找民办”,政府提供保底的合格教育,民办学校提供多样化选择,提供更好的教育。我们现在恰恰相反,把公立教育系统的等级差距人为拉大。 《财经时报》:高等教育本来应该市场化,但我们现在由政府包办了,这样民办大学也没有成长的空间。 杨东平:在高等教育领域,中国现在的独立学院和民办学院的在校生加到一块,大约占全国高等学校在校生的11%。但在世界上其他国家,这个比例要占到30%至70%。西方国家公立学校只占三分之一左右。亚洲国家至少各占一半。 可以设想,在现有的1700多所高校中,如果有三分之一的高校转成民营,那么很多地方上的农村教育、义务教育的经费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我们现在允许中小学校转制,高校反而不能转,民办大学的发展空间自然就小了。 《财经时报》:在中国,高等教育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底层人群向上流动的渠道。但现在很多人上不起学,这个渠道就断了。 杨东平:现在教育支出越来越高,重点学校收取高额择校费,在一些贫困地区,明确地把学校当成创收的来源,每年向地方财政部门交一定费用,成为地方税收的新来源。大学收费逐渐上升,这确实影响贫困子弟上大学的机会。 关键是要改善政府行为,建立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和学校的恰当关系,确定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的教育公共支出的基本价值,保证教育的公共性、公正性,政府应维护义务教育的公平竞争的环境。 扭曲的教育体系 《财经时报》:要改变中国的教育现状,关键还是要破除垄断,让民办教育和市场化的教育参与进来。 杨东平:全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市场化是个潮流,从七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新公共管理”,一直持续到现在。它的本意就是要改变公共产品的提供方式,不是由政府直接提供,而是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市场竞争和提高微观效率来改进服务。 日本去年通过了《国立大学独立法人法》,也就是要把国立大学推向市场,国家削减经费,赋予学校更大的自主性。高等教育需要打破垄断,更多面向市场进行竞争,但义务教育必须完全由政府承担。现在我们是倒过来,而且我们的市场化是“宏观垄断,微观搞活”,宏观的教育资源由政府控制,微观上每个学校都自己去创收。 《财经时报》:中国的民营大学成长很慢,这跟现在的“名校办民校”的政策很有关系。 杨东平:在高等教育领域,民营机构和在校学生的比率非常小,只有10%左右,但就教育经费构成而言,民间力量占很大比例。公办学校通过举办独立学院,借用公办学校的设施、牌子来圈钱,通过不公平竞争挤兑民办学校的合理生存空间,很多质量比较好的民办学校也因此无法招到好学生。 《财经时报》:如果没有多层次的教育体系,竞争也不可能是真正的竞争。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是不是应该在基础教育领域保持公平兼顾效率,但在高等教育领域考虑到中国城乡二元制的现实,在保持效率同时兼顾公平? 杨东平:在教育领域一直有效率和公平之争。实际上教育和经济是完全两个不同的领域。经济领域的本质是追求效率。教育的基本价值是追求公平,追求优秀。在市场化的环境下,如何保证公平的教育机会呢?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途径就是国家的助学贷款,而且应该把助学贷款扩大到高中学校。 西方私立大学学费很高,但它的奖学金制度使很多贫困学生照样能够上得起私立学校。所以市场化并不意味着剥夺弱势人群的教育机会,而是通过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保证优秀学生能够享受到教育机会。中国在1999年以后大规模提高学费、扩招学生,而助学贷款制度迟迟没有建立好。 《财经时报》:如果你参加两会,你会在教育方面提出什么议题? 杨东平:就教育产业化而言,在教育系统和学校越来越有钱的情况下,教育的行政化、官本位趋势越来越明显。各司局掌握大量金钱,外地的研究型大学要在北京建立办事处,大事小事都要向教育部请示,这种情况下学术容易走向腐败,很难达到创建一流大学的目标。 近年来学术腐败事件越来越多。学术腐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永远不处理,因为学术评判的标准不在学校本身。我认为就高等学校而言,实行学术本位的管理很重要,使学校更像一个学校,应该实行大学自治,改变由政府包办高等教育的局面。 (徐寒梅根据录音整理,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更多精彩评论,更多传媒视点,更多传媒人风采,尽在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欢迎访问新浪财经新评谈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