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困境

　　双重困境

　　李亮 叶丽雅/文

　　“这次可能真的躲不过去了！”看到办公桌上欧洲代理商发来的讨论文件原稿，浙江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大虎心情非常沉重。那是欧盟安全消费委员会正在制订的一份 关于烟具消费方面的立法草案。

　　虽然早在2005年底周大虎从商务部就已经得悉此事，但2006年2月14日下午，新立法讨论文稿摆在他面前时，他还是非常震惊，因为文稿中的几项规定无疑将中国烟具企业向欧盟的出口宣判了死刑。

　　新的讨论文稿规定，生产厂商必须要在欧盟各国建立维修点，对利润微薄的打火机产业来说，在人力成本昂贵的欧盟建立维修点，无疑会让国内烟具企业的成本优势丧失殆尽，也意味着只有高档(豪华)打火机才有发展机会。但附加条款中，豪华打火机要有五年使用期才能进入市场，而由于打火电池等技术问题没有解决，即使日本等国家的高档打火机，使用寿命也达不到五年。

　　从1987年温州人做出第一只打火机开始，温州打火机年产量如今已达到6亿只，占全球市场份额的80%以上，在中国打火机质优价廉的冲击下，欧美主流市场上相当一批本土打火机企业迅速消亡，仅存的一些打火机企业也只能坚守在高端豪华产品这一狭窄的市场上。

　　事实上，不仅仅是打火机。温州皮鞋让

意大利、西班牙许多号称“鞋都”的城市都一片萧条，很多欧洲企业面临倒闭的局面。面对中国纺织品、皮鞋、打火机等产品的冲击，欧美等主流市场国家终于开始拿出反倾销以及消费安全立法等手段，保护本土企业的利益。

　　在把海外市场发展到极致之后，温州企业开始遇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迷失的产业方向

　　在拿到讨论稿的第二天，2月15日，作为烟具行业协会会长的周大虎就在温州召开理事会扩大会议，除协会会员外，还邀请贸易公司、在温州的欧洲代理商以及媒体等参加会议，以讨论其中不合理的内容上报商务部。2月16日，周大虎以紧急快件的形式，将协会认为的不合理之处以及修改的意见上报北京。

　　虽然做了积极的应对，周大虎心里很明白，欧盟安全消费委员会的文件将很难被推翻，一旦形成之后会很快上报议会，而议会的批准通过只是形式上的问题。周大虎已经向同行发出警告：损失将不可避免，因为中国30%以上的打火机产品都出口欧盟，如果这条道路受阻，意味着相当一批打火机企业将破产倒闭，即使处于行业领头地位的周大虎，在收入锐减30%以上，恐怕也会一蹶不振。

　　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从议会批准到正式执行之间10个月的缓冲期，是留给他们最后的时间了，这些烟具企业必须要利用这个时间将损失降低到最小，或者找到新的出路。

　　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让人意外的结局。不仅仅是打火机，包括茶叶、服装、皮鞋、家具、电池等，绝大部分依靠成本优势、低价策略进军海外市场的中国企业，自加入WTO以来屡屡以各种名目，被施以贸易保护的待遇，从反倾销到特保再到307法案，这种局面大有越演越烈之势。

　　而周大虎在这方面曾经是跨国维权的“英雄”，在应对欧美等公司的“反倾销”案件中，以周大虎为首的烟具行业协会的跨国维权行动最为成功。早在2002年6月，欧盟就对中国打火机进行“反倾销”立案，周大虎临危受命，组织16家温州打火机企业，自筹资金200万元，聘请比利时和法国的律师事务所，参与了“产业无损害抗辩”。到2003年7月25日，欧盟终于撤消对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的“反倾销”起诉，这场历时一年多的诉讼终于以周大虎等人的胜利而告终。

　　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来自欧盟安全消费委员会方面的立法，仍然可能将中国打火机拒之欧洲大门之外。而即使是此次立法没有最终通过，欧盟方向仍然可能会出台其他限制进口的相关措施。

　　显然，即便是背靠“全球化”的大趋势，但单纯依靠价格优势的低附加值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正在遇到越来越大的阻碍。对于绝大部分温州外向型企业来说，进口国越来越频繁地建立一道道贸易壁垒，已经成为他们进一步发展壮大最大的障碍。

　　“我们也在想其他的发展道路，但还没有想清楚。”面对迫在眉睫的问题，周大虎实在想不清楚，他怎么才能把打火机这种产品做成高附加值的产品？而除了打火机，他还能做些什么？

　　在温州企业群体中，依靠打火机、纽扣、眼镜这类产品成为某个行业“巨头”的企业并不在少数。温州桥头镇生产的纽扣已占全国市场的93%；温州的徽章、商标占全国市场的89%；温州的剃须刀、锁具和眼镜分别占了全国的60%、65%和80%。然而所有这些“大王”中，相当一部分企业都是依靠出口贸易发展壮大的，虽然他们规模最大的也没有超过1亿元产值，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在这些“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产品上，却对国际市场产生巨大的冲击。实际上，如果再算上服装、鞋业等温州企业的弱势海外品牌与强势海外销量的巨大反差，可以说低附加值的产业一直是温州企业的核心生意。

　　在温州，很多企业家已经看到了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带来的收益是有极限的，这些极限来自于全球化也消除不了的贸易壁垒，更来自于自己获得垄断之后成长速度的停滞不前。比如温州的服装行业经历几年快速增长，2002年突破300亿元大关并在国际市场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之后，却在此后几年一直徘徊不前，特别是纺织品产品出口受阻之后，温州服装行业已经基本丧失持续增长的能力。

　　有些企业的核心主业遇到了困境，但是也有些温州企业在思考自己的主业到底是什么。

　　均瑶集团的模式似乎在中国民营企业更具代表性。与许多民营企业一样，均瑶集团从最初什么赚钱就做什么的角度出发，四面扩张。在王均金担任董事长之前，均瑶集团就已经成为温州的另类：飞机票务、出租车运营、乳业、房地产运营，涉及到的行业都是温州人从没尝试过的。

　　但是这些年均瑶集团的高速发展，也让王均金比其他民营企业更早地感到尴尬。去年王均金在美国出差，一位投资者询问“均瑶到底做什么”的时候，王均金竟一时语塞，不知道该如何概括出集团的主营业务。这件事也促使他开始认真思考均瑶集团的战略方向。

　　“我们未来5～10年的奋斗目标是，利用信息技术、知识经济和现代管理手段，整合均瑶集团现有的服务业务，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当王均金在2005年最后一次公司会议上发表了这份宣言式的计划，据称，其措词的“复杂与前卫”仍然让许多高层摸不着门路。

　　2005年，均瑶集团四面出击。上海均瑶航空投资公司卖出其所持有的东航武汉公司股权后，紧接着积极筹备出资8000万元筹备成立东部快线航空公司；在成功发展商业地产之后开始进军民居，收购了拥有近2000亩土地储备的武汉汉阳房地产公司；集团旗下派瑞文化获得奥运吉祥物的特许经营权，成为均瑶最惹人注目的部门之一；甚至还投资收购了上海徐家汇地区的两所学校。所有这些，再加上公司2004年底收购的无锡大厦股份和均瑶乳业，均瑶集团所涉及的产业复杂程度和管理难度都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像。

　　王均金一面向权威的咨询师寻求帮助，一面策划整合公司产业，明确集团未来的战略方向。刚刚从毕博管理咨询大中华区总裁位子上卸任下来的黄辉，也被王均金从高尔夫球场拉进了均瑶国际大厦，希望能够让均瑶集团实现突破。

　　在中国众多的民营企业之中，温州企业群体由于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应该算是最早完成资本积累的一批，但是在经历了资本积累和规模发展之后，他们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正在变成“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民间资本的困惑

　　2006年2月16日早上7点，温州江滨路上原东方造船厂的地块上，中瑞财团9大股东齐齐到场，在瓢泼大雨中为这块几经波折的土地奠基剪彩，与2004年6月中瑞财团声势浩大的开业仪式相比，这个仪式显得有些冷清，甚至没有邀请媒体参加。

　　2004年10月，这个号称中国民间第一财团的公司，以创下温州地价纪录的15.3亿元，从温州市政府手中竞得这块7万平方米，紧邻瓯江的“黄金”地块，以打造温州“最豪华”的高端房地产项目，并命名为“曼哈顿”项目。

　　然而，曼哈顿项目生不逢时，项目刚刚启动就经历宏观调控、融资方式改变等等障碍。2005年12月，温州市国土资源局以该公司在中标两个月内，未按规定缴纳首期50%的地价款(7.6亿元)为由，单方注销土地使用权出让中标通知书，并没收中标地价3%的违约金，在温州当地引起轩然大波。

　　而在18个月之前，在温州刚刚

装修完工的发展大厦17层，9位清一色穿着法派西服和奥康皮鞋的商人曾经兴致勃勃地坐到了一起，揭开了“中瑞财团控股有限公司”的序幕。中瑞财团由神力集团、奥康集团、法派集团、泰力实业、国光房产、远洋眼镜、耀华电器、星际实业和新雅投资这9家温州本地企业以各自的法人股入股，共同发起组建。

　　这9位创业至少10年以上的企业家，在各自产业中都是首屈一指的佼佼者，他们集合在一起希望筹建一家民间金融机构，汇集温州数千亿元民间闲散资金，再有计划地去投资更有价值的项目，甚至像真正的金融机构一样做金融产品。

　　将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走出温州单纯依赖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局面，这是老板的初衷。事实上不论是在西装、皮鞋还是眼镜、电器，即使是这些行业的领头人，也已经隐隐感受到成长压力。他们热切地渴望利用自己的原始积累和温州充裕的民间资金开启新的发展模式。

　　然而，9位制造业出身的企业家，本身对金融一窍不通，从网络上公开招聘找到的职业经理人也不曾有任何金融行业的背景，甚至不晓得成立金融机构必须先去银监会申请牌照。光有一腔雄心壮志，却受到政策的限制，更受自身条件的限制。

　　最终，中瑞财团正式成立后不得不放弃初衷，把自己定位为投资公司，在宏观调控下艰难地筹集资金做房地产项目。中瑞财团如此戏剧性的经历，反映了转型中温州民间资本的困惑，以及民企为寻找企业和资本出路所付出的努力。实际上，在这次尝试的同时，更多的温州民间资本向全国的扩张从来没有停止过——没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巨额民间闲散资本继续在全国炒煤、炒油、炒艺术品。

　　春节刚过，受北京产权交易所的邀请，温州政府组织一个温州企业家考察团进京调研北京国企产权项目。这次即将出售的项目具体包括北京路桥公司、城建集团、物资总公司、三元集团等一批知名企业，以及几家北京著名老字号，涉及房地产、制造业、酒店服务业、文化产业等十几个行业。一点都不出人意料，温州商贾的这次北上又被媒体冠上“炒国企”的“恶名”。

　　2003年，毫不夸张地说，“温州炒房团”一夜间跑进全国人民的视线。而2004、2005年，“温州炒车团”、“温州炒煤团”、“温州炒艺术品团”等各式各样的“团”在媒体上先后诞生。手持大量现金却在产业方向上没有目标的温州商人，面对积累下的大量财富，不得不到处寻找投资项目。

　　然而，民间投资者的自身局限性决定了民间资本的局限性，即使经验丰富如中瑞的9位股东亦不能摆脱这种困境。分散的民间资本更是组织化程度低，难以形成较大的资金借贷规模，迫使创业者只能选择投资小、上马快、易扩散、投资回收期短的“短平快”投资项目，成为缺乏方向感与目标性的“游资”。至今，温州民间资本仍无法改变这种思维定势。

　　2005年底，人民银行温州支行副行长蔡灵跃领衔研究的课题指出：近年来，温州产业结构调整一直不到位，产业难以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有产业升级的规划，但不掌握民间金融资源；而民间金融注重短期效益回报，并不按照政府规划来投资，产业规划容易落空，民间金融对产业升级的作用基本上是被动的。“民间资本对温州企业发展可以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蔡灵跃这样总结道。

　　原有核心业务的成长乏力犹如锅底的炉火，利用资本向外突破的屡屡碰壁又像是那个密不透风的锅盖，而温州企业群体中正在这个温度和压力都在不断上升的“高压锅”中痛苦地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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