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琪：从制度和政策两方面着力

　　产能过剩主要来自工业领域。这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中的必然问题，但我们要把代价降到最低。解决产能过剩需要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但更多的要依靠制度建设

　　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任职的陈东琪先生，经历过完全计划经济时期那种“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经济周期，全程跟踪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熟悉计划经济的弊端和今日市场经济缺陷，在解读这轮经济周期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时，更多考虑历史背景，并不求 全责备。

　　中国企业自调节能力不强

　　《财经时报》：产能过剩成为当前的重要宏观经济问题。你长期跟踪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经历过计划时期的产能过剩，对于今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能过剩，你是如何看的？

　　陈东琪：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只要是市场经济形态，都会出现周期性的产能过剩，但中国过剩的程度相对于成熟的西方国家更严重一些，表现的范围更宽一些，而且自调节能力也相对较弱。

　　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自调节能力很强，每当经济发生周期性波动时，市场自发地出现大量并购行为，企业在调整期可以实现熊彼特所谓的破坏性创新，那些没有成本优势的企业可能被一些规模强大的、技术含量高的企业收购。

　　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相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更严重，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个原因是，企业在经济波动时自我调节能力不强，缺乏灵活的优胜劣汰机制。我们的企业中，大量的国有企业缺乏硬预算约束，加上激励机制不健全，这些企业在决定是否投资，投资多少，何时会获取收益等问题上，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

　　中国的私有企业则具有盲目扩张的冲动。这些私企进入具体行业时是初学者，对市场本身缺乏认知。在钢铁、水泥等现在产能过剩的行业，私有企业进入时间很短，对市场缺乏足够的理解。我个人认为，我们今日的产能过剩，和我们企业成长的历史很短有很大关系。

　　《财经时报》：今日的产能过剩只是在少数行业，并不是整体过剩，可以说是结构性过剩。前期经过了激烈竞争的家电行业现在已具有对产能过剩的自调节能力。

　　陈东琪：家电行业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也出现产能过剩，但现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经发展出一套优胜劣汰的机制，即使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也能很好的通过市场手段进行消化。浙江、江苏、广东等地的私企进入服装行业有很长的历史，私有服装企业对市场的理解也更成熟一些。这些服装行业虽然面对巨大的国际门槛，但能够自我消化行业的产能过剩。而私营企业进入钢铁、化工等行业的时间都比较短，需要一个学习过程，难免要付出学费。

　　第二个原因是地方政府行为。政府受自身利益驱动，有追逐GDP、经济产量和增长速度的冲动，在上升期各地政府的投资热情会很高。在经济调整期，中央想从宏观层面进行调控，但地方政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调控便一定程度失效。地方政府很强的扩张热情，大量的投资形成大量的产能，当供给无限增长时，需求不可能无限地跟上去，于是就会出现供大于求的缺口。

　　第三是整个经济运行机制中创新机制没有形成。进入经济调整期，投资者预期发生变化，投资减少、消费减少，可是供给还有惯性。这时如果有创新的话，可能就会对供大于求的缺口进行调整。但我们现在的创新机制不灵活。

　　这三个原因使我们的产能过剩相对于西方国家更严重，付出的代价更大。

　　地方政府、企业和银行都比较短视

　　《财经时报》：相对于计划经济时期的产能过剩，本轮产能过剩有什么新的特征？

　　陈东琪：最大的不同是，这一轮产能过剩的市场色彩比较浓厚。以前生产多少、消耗多少、供求数量都由计划来定，多了就“关停并转”，少了就扶持。现在除了公共投资或国有控股的垄断行业，大多数行业都是靠市场供求来调节，供大于求就退出，求大于供就进入。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要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比计划经济时期更难，因为政府现在只能间接引导，不能直接决定企业的行为。

　　用市场的方式化解产能问题，解决问题的时间会长一些，但代价会变小。因为企业会渐渐积累经验，对市场的预期会更成熟，不再只预期一两年的行情，而可能是看整个行业产品的周期。

　　政府宏观调控也发生变化，比如说通过微调，通过政策引导来调控。这方面的措施慢慢形成一些机制，通过这些机制来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代价就会小一些。

　　此外，本轮产能过剩面临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条件，就是对外开放度比较高。国内的钢材价格去年上半年一路下跌，下跌幅度非常大。而目前国际上美国板材钢材价格很高，比一般国际平均水平高很多。这样，一部分钢铁过剩产能可以在美国等国际市场上得到消化。

　　相对来说，这一次产能过剩的代价没有以前那么大。但是这个问题要得到最终解决，要依靠市场本身的约束。当然，适当的宏观调控也是必要的。

　　《财经时报》：有人说这次的产能过剩源于地方政府、企业和银行形成了一个铁三角，三方利益扭结在一起，要打碎这个铁三角，还得动用行政手段才会见效快。

　　陈东琪：在这轮经济周期中，地方政府、企业和银行都比较短视。从机制上来讲，地方政府和企业的确还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政府不是企业的投资者，但政府有很多办法来影响企业投资，企业往往是被动的。政府想要推动企业投资的时候就可以在税收、费用等方面帮助企业，比如推迟交税，在企业亏损的时候帮企业填补亏空等。

　　有了政府的参与，再加上对未来的把握并不清晰，即使是民营企业，也会形成这样一种心态，那就是今天有钱赚，今天就投钱进去，先捞一把再说，不管明天会不会亏损。民营企业尚且如此，国有企业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国有企业没有严格的成本收益的约束。

　　增长要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

　　《财经时报》：既然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会有产能过剩问题，那么产能过剩就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它有何正面意义呢？

　　陈东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一个市场经济中，产能过剩有一定的必然性。一定的产能过剩，才会促使大家降低成本、促进规模化。正是由于不断存在一些产能过剩，不断存在一些有效需求不足，才会促使企业想办法进行大规模并购，在技术进步上追求领先，才会有创新的推动力。当然，这种破坏性创新需要控制在一定的区间内。我们的问题是距离这个标准很远了。现在过剩问题严重，这说明我国经济体系存在严重的问题。

　　《财经时报》：中国这次的产能过剩会引发新一轮的价格竞争，导致企业利润下降，银行信贷质量下降，经济可能陷入通缩。这个问题如此重要，找到成功的解决之道就至为关键。

　　陈东琪：尽管解决产能过剩是今年工作的重点，但这个问题不是短期能完全解决的。解决产能过剩需要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但实际上更多的要依靠制度建设，依靠机制。我们要把政策效果落实到机制的形成上来，使企业更具成本收益意识，更具自我调节能力，这样，以后再发生周期性过剩的时候，代价就会小一些。

　　解决产能过剩需要从制度和供求关系调整两方面来入手。不同行业，产能过剩的规模和解决的办法不一样。比如说汽车行业。需求方面的办法，一是降价，让更多消费者用同样的钱买更多的汽车，买更便宜的东西，用降价的方法增大国内需求量。二是把一部分供给输送到国际市场上去，增加外需。从供给角度看，那就是企业不再按照从前的产量生产。

　　不同的行业产能过剩的代价不一样。不同行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问题的严重性也不一样。 我们的产能过剩主要来自工业领域。这可能是发展中国家在一定发展阶段中的必然问题，但我们要把代价降到最低。

　　中国以后的经济增长要靠技术进步而不是依赖原材料和资源的投入。要以尽可能少的投入创造更大的产能，更多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

　　《财经时报》：在产能已经过剩、企业普遍亏损的情况下，拿什么来推进技术进步？

　　陈东琪：有两部分企业，一是已经进入的企业，一是将要进入的新企业。对于新进入的企业，在配置安排、组织生产的时候，应该给予一个选择导向，在税收门槛、融资条件等方面提供行业性便利，引导新企业进入更多依赖于人力资本而非自然资源的、科技含量更高的领域。

　　对于已经进入的企业，也可以进行产品选择、进行技术流程选择，它还能选择重组并购，比如鞍钢本钢的合并。今后传统产业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走集中化道路。企业通过市场手段自己去进行产业集中，而不能仅仅由政府去搞人为的产业集中。

　　中国企业一定要进行技术和产品创新。就钢铁行业而言，可以不做钢坯而转做技术含量更高的钢材。更多开发技术含量高的深加工产品。今后不是卖土地卖水资源卖低劳动成本，而是卖深加工，再发展为卖技术产品。

　　另外还有流程方面的创新。企业在控制直接生产成本以外，还有很多工作可做。对企业的生产、销售、采购等所有流程都可以进行现代化改造，降低整个物流成本，以提高竞争力。促使企业把主要精力放在多层次多样化技术含量高的附加值上去，而不是放在单一的低端产品的产量上。

　　只要我们在这两个方向上不断去做，同时在制度安排和政策推动上不断努力，这些产业肯定会成熟起来，具有自我调节能力。当然，这个成长的过程会比较长。

　　《财经时报》：产能过剩问题的出现，将对今年的宏观经济产生全面的影响，那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否会做相应的改变呢？

　　陈东琪：总体来说，解决产能过剩只是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任务之一。为了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时要从实际出发。供求关系绝对均衡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调控只能使问题有所缓解，要最终解决这个问题，还要依靠整个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反过来说，由于产能过剩，投资品价格就下降了。同时整个投资尤其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受到控制。2005年固定投资增长速度是25.8%，我认为降到20%左右比较合适。这种情况下投资品的需求会降低，投资品的价格会更进一步下降。这些方面会反过来影响宏观经济，影响生产资料价格，影响整个价格水平。

　　从这个角度来讲，调整过程中需要把握好度，防止出现

通货紧缩。防止生产资料价格向消费品价格的传导过程中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是本轮宏观调控在现行体制条件下想努力做到的事情。是否能解决，这需要实践来检验。

　　(本报实习记者 徐寒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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