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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雨露
20年来，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走过了一段不短的路程，成绩与问题同样有目共睹。渐进式改革虽然适合中国国情，但也并非美玉无瑕。金融风险的累积和叠加是伴随这一进程的“主要成本”。由于长期配套于改革进程，金融行业实际上承担了中国经济体制渐进转轨的改革成本。且不说国有银行低的资本充足率和高的不良资产，单是证券业从“国有股减持
”到股权分置的屡次改革，得之于“控制”，失之于“抑制”，短短十几年的变迁已作了绝好的诠释。
综观各国有关表现，特别是从我国市场化进程尤其是金融体制改革的实际出发，“金融控制”有更为广阔和深远的内涵。“金融控制”与“金融抑制”不同，“金融控制”是指在“金融抑制”到“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中，政府采取必要的控制手段，确保过渡的平稳和有效。金融控制不是行政干预，不仅表现为审慎与约束，还表现为开拓和推进，从维护金融稳定出发，为金融安全服务。
金融控制的战略工具因作用对象不同而存在多种形式。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国有金融企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控机制建设，提高金融企业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服务水平，进行混业经营试点等，金融控制都有着广阔的作用空间。对于金融市场而言，金融控制的重心则在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重构和完善，货币市场、保险市场和期货市场的稳步发展，并从健全金融市场的登记、托管、交易、清算系统提高服务效率和监督效率。对于金融监管而言，金融控制的重心在于适应入世要求，严格强化对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的约束，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于事前监管之中，与此同时规范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建立相应的保险、保障制度。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做好了，从封闭经济体的角度而言，金融体系的基本面就稳定了。但对于解决金融体系的一些瓶颈问题，以及应对国际社会的压力及突发事件，这是远远不够的，金融控制还需要构建更具战略意义的执行工具。
工具之一：超额外汇储备。近年来，我国的外汇储备增长迅速，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适度规模之外的超额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可用于满足当前经济改革三个方面迫切需要的资金注入：国有银行注资、弥补社会保障资金缺口和清偿地方政府负债。在实现政治目标方面，超额外汇储备也大有可为。首先，可以维持香港货币稳定。其次，鉴于我国周边的政治态势并未完全稳定，区域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需要维持一定的外汇储备。最后，超额的外汇储备使得中国有能力出资参与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亚洲借款安排乃至货币互换安排，支持建立有利于本地区和本国的金融和贸易投资发展的金融机制框架。
工具之二：开发性金融制度。目前，我国长期融资机制缺失的问题十分严重，在财政、银行与资本市场形成的“三元重叠困境”下，作为金融控制工具之一的开发性金融制度应运而生。开发性金融是适应制度落后和市场失灵，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增强经济竞争力而出现的一种金融形式。以国家开发银行为代表，这种新金融制度的重要特征在于更能有效地将国家信用与机构信用结合起来，通过项目融资主动推进市场建设和各项制度的完善，以市场化的方式实现了政府的目标。开发性金融是走出“短板困境”的一种成功尝试，不仅弥补了既有金融制度的“功能缺陷”，而且成为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有益补充，完善了我国的金融体系和金融结构。
工具之三：开放条件下有限自由化的货币制度安排。近年来，“开放式金融保护主义”思潮逐渐兴起，欧美国家纷纷出台金融控制含义明显的政策。对我国而言，首先，应该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即保证中央银行有能力将中介目标钉住货币供应量控制在计划目标内。其次，应该考虑的是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主要目的仍然是增强货币政策操作的独立性。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应该从固定汇率制度中稳步退出，回归真正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最后，资本项目的开放应坚持有条件、逐步开放的原则。在这一过程中，仍需要谨慎地对待长期资本流出，防止恶性的资本外逃。可以结合我国的“转轨经济中资本走出去”战略，实行“资源导向的资本流出”下的资本项目有限开放。
金融控制在经济市场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我国，由于渐进式改革带来了金融体系风险的积累，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政府必须进行有效的金融控制。国家在实施金融控制的过程中需要选择切实可行并有效的战略工具。当前，我国最优的工具选择是利用超额外汇储备、构建开发性金融制度和实行开放条件下有限自由化的货币制度安排。超额外汇储备可以解决转轨过程中的经济和金融稳定问题，开发性金融制度着眼于解决制约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瓶颈——长期融资机制问题，有限自由化的货币制度安排则有利于保持经济开放进程中的货币均衡。这样，通过金融控制及其国家战略工具的合理抉择，协调了经济市场化进程中短期与长期的矛盾、内部与外部均衡的矛盾，最终实现成功转型和市场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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