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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月1日，河北、山东、云南三省作为最后一批省份，全部取消了农业税。至此，在中国大陆，延续两千年的“皇粮国税”成为历史，一去难返。与之相呼应的是，据说在2006年，对农业和农民的直接补贴，还将继续增加。
在连续两年中央“1号文件”关注三农之后，2006年的“1号文件”，还将以“三农问题”为关注对象。权威消息说，“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成为其中的关键词。
作为解读决策层思路的“开篇之作”，历年“1号文件”都广受关注。在之前20多年中，曾经有两个阶段，中央把“1号文件”位置留给了农村。第一个阶段是1982年起至1986年，连续5年，“1号文件”把农村工作作为主题；18年之后，2004年1月，“1号文件”再次注目农村，这种势头还在延续。
上个世纪的80年代初，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关键时期。从1982年强调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起，1983年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到1986年肯定“农村改革方针政策”，连续5个“1号文件”，为巩固、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提高农村生产力，发挥了关键作用。
如果说前5个“1号文件”强调的是在农村的制度改革和建设，那么从2004年起的后两个“1号文件”，则更多指向农民增收。2004年“1号文件”的主题是“促进农民增加收入”，提出了“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2005年的主题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实际上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新发展思路的体现。
背景是，在农村实行联产生包责任制十几年之后，自1997年起，中国农村进入了低速发展时期，农民收入增速逐年下降，城乡差距逐步扩大。
从前7个关于农村的“1号文件”，可以清晰看见中国改革的思路。自70年代末开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村改革的起始，80年代初期到中期，这一改革还面临怀疑甚至否定的压力，5个“1号文件”意在释疑、定调；自1986年起，中国开始了城市改革的步伐；至2004年，当“1号文件”再次光顾农村时，有人理解为，这标志着中国改革进入了“城乡互动”的时代，这一思路，在2005年的“1号文件”中得到了明确体现。
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标志，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那张按满了手印的条子，静静地躺在中国革命博物馆里。那些农民的冒险，最终被中央“1号文件”定调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这一创造打破了制度桎梏，为解放农村生产力，贡献了持续近30年的动力。
如果把取消农业税、提高农民直接补贴，理解为向农村“补血”、“输血”的话，对于中国农村而言，也许还远远不够：能够支撑持续发展的是制度建设，是一种激发内部活力的“造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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