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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宾
在“看病难，药价贵”呼声高涨时，以东盛制药集团总裁陶朝辉为代表的药企一派，却在“中国医药风云榜”颁奖典礼上反其道而行之，抛出“馒头论”，坚持“药价不贵，不同意降价”。(《北京娱乐信报》12月19日)
其论点如下：“药品价格是什么？它不是做馒头，是面粉的成本加上燃气，加上工人工资，比如说一块钱一斤的面粉做成馒头，就只能是一块二；药品本身是一种高风险、高投入、高附加值的产品，它的价值不能够仅仅与它的成本相提并论。”由“馒头论”联想到房地产的“品牌暴利论”，企业家们动辄拿出一种“论”来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是近期的一种新现象。
假如药企一派所说的药价指的仅仅是出厂价，那么“馒头论”大概也算一个“伪问题”，因为中国的药品其症结首先在于流通环节，从出厂价到最终价的差额之大，堪称世界之最。假如药企一派所说的药价系指总体药价，那么“馒头论”便是一个“真问题”，因为它试图掩盖的，是包括流通环节腐败、以药养医、大处方、医生回扣等在内的一系列弊端，而无论从大众不堪重负、市场扭曲还是社会公平的角度看，这些弊端都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
就商品属性的角度，馒头和药品并无本质区别。例如，二者都有使用价值，虽然价值的重要程度有别；二者都有可量化的价值，因为都包含“必要劳动时间”；二者都会形成市场价格，而定价无法离开成本；二者都形成特定的市场供求关系，供不应求，则卖得贵一些，反之则卖得便宜。“药品的价值不能仅仅和它的成本相提并论”无疑站不住脚。如果价值与成本没联系，那么，它该与谁联系？定价的依据又是什么？一种商品的定价可以不管成本，如果这样的“理论”成立，那么《反垄断法》、《反暴利法》便失去了它存在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药品生产高风险、高投入固然不假，但高投入可以在成本中反映，高风险同样也可计入成本。至于药品的“高附加值”，指的是什么？总不会指流通环节的腐败性的附加值吧？时装、艺术品等，确实具有远远超越其物质成本的高附加值，如精神价值、文化价值、收藏价值等，但药品所具有的全部使用价值却都是“物质”的，似乎没谁把药作为艺术品收藏以及炫耀。
不知道陶总裁所说的“药价不贵”，是否充分考虑了我国目前药品价格机制所依托的社会背景的特殊性？在一种规范、成熟的市场环境下，价格机制总体上也应当是科学的、合理的。即使如此，垄断和暴利依然被法律和政府盯得很紧。而中国的药品定价机制又是什么呢？在医院作为药品销售主渠道和“以药养医”的体制背景下，越是新药、特药、贵重药，医院以及医生个人从中拿到的利润率、回扣点越多。至于病情实际需要、治疗的经济合理性以及病人负担，则每每被忽略不计。由此形成的对新药、特药的需求其实并不是病人需求，而主要是医院和医生的需求。在这样畸形市场需求下形成的价格机制，肯定是一种违反经济规律的、怪异的价格机制。
用改变“给付机制”的办法消弭大众“药价贵”的呼声，从而掩盖价格机制的畸形，无异于掩耳盗铃。按陶总裁的构想，只要实现“低保人群由政府买单”、“普通人群走保险”，老百姓便不再喊药价贵。即使这样，不等于畸高的药价可以容忍，如果低保人群不再自掏腰包，那么只能由政府掏，问题是政府腰包里的钱哪来的？当然是纳税人的供奉。畸高的药价转而由纳税人支付，是不是一种更严重的不公平、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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