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研发亟待神舟模式

　　陈久霖挑起的期油之战，中国完败出局；刘其兵诱发的期铜之战，已经战成僵局。陈刘事件的过程和结局，也许殊途不同归，而事件的起源，却是异曲同工。

　　陈久霖在关键价位38美元敢于贸然做空的原因，可以从他此前不久公开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找到答案。他通过非常翔实的数据得出的结论是：从市场供求关系来看，45美元将是油价的极限。他的赌局和幻想最后终结于55美元的油价。

　　而刘其兵在铜市做空之前，也曾对市场供求关系进行过应算严谨的分析。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第一大铜消费国——中国加强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已经攀升数年的国际铜价不会长期居高不下。

　　陈刘的误判，是对“价格围绕价值波动”——这一政治经济学中经典论述过于机械和简单的理解。如果从更深厚的文化背景考量，其中或许还有中国传统“重生产，轻流通”的影子。

　　虽然现在中国多数大宗商品的进口增量，已占全球三分之一左右，却也面临着显见的窘境——缺乏定价话语权。一个数字可以从相当程度上解释这个问题，如今货币市场上的交易额已经超出了全球贸易价值量20倍。

　　这说明，金融市场主宰着全球经济，而不再是贸易市场。这反过来似乎也能解释：为什么GDP与美国相当，而贸易额超过对方两倍的欧盟，在全球经济中的话语权，却远不如制造业仅仅占国内生产总值17%的美国。

　　事实证明，在和平时代，加强对金融政策和金融理论的研究，已经是国家经济安全甚至是主权安全的关键。对于在制造业已经具有明显优势，已经掌握国际贸易艺术——却缺少现代金融理论和金融文化沉淀的亚洲各国来说，这尤其重要。20年前的广场协议和7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让日本在和东南亚各国认识到，金融风险才是最致命的威胁。

　　亚洲国家的一个奇特而共同的金融现象，是它们超额的

外汇储备。其中日本，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的外汇余额，位列世界三甲。依稀可以看见长期农业文明形成的重储备、轻流通的传统思维。

　　与此相关的一个现象则是，在数千年古代史，只出现过《货殖论》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论著的中国，在近代以来一百多年间，真正在世界现代经济学中拥有一席之地的，只有赵(走+西)抟一人。

　　这与中国人在尖端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形成鲜明对比。在“神六”功臣巡访港澳而再度引发科技热之时，中国的经济界人士，更需要做的是体制层面的反思。

　　我们认为，金融研究的资金密集度虽然没有航天业那样明显，但在智慧密集度方面，只有过而无不及。和航天业调动了全国数十个领域、数百个科研和生产机构、数千名高级技术人才截然相反的，是中国一线的金融研究机构(如发改委、财政部、央行、社科院等部门的相关研发机构)却处于“散兵”状态，各自为战，信息和智力均难以真正实现共享，甚至有时还存在利益博弈。

　　而且，在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急剧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逐渐削弱之时，中国在防范金融风险，急需理论和方法上的自主创新之时，对中国经济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有关部门似乎并未在主观上真正认识到，整合金融研发资源，加大金融科学研发力度，特别是加强各一线金融研究机构合作的必要性。

　　当然在客观上，这一局面正在改变。中国外管局决定每半年公布一次《中国国际收支报告》，并力求使用通俗明了的语言，不仅在横向上让有关部门能及时得到信息，也在纵向上为各研发部门的合作提供一个信息平台。

　　我们希望，中国宏观经济的管理者们，能够象研究神舟飞船那样，集中力量、整合资源，为中国金融安全铸就铁壁铜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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