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几个问题(2)

　　二、国有企业整体改制是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的重要途径。

　　中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已经十多年。直至目前，股份制在国资委直接持股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自身却基本没有体现。实际上我们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希望更多地寄托于通过政府“授权经营”，在国有企业控股的下一层公司、包括上市公司来实现。这种改制模式存在结构性缺陷：上一层的问题是，国资委与保留着大量旧体制因素 的这一层企业，很容易恢复和保持根深蒂固的“行政隶属关系”，出资人对国有企业的产权软约束的状况基本没有改变；下一层则是国有企业控股上市公司，犹如“旧体制控制新体制”。这就使企业改制走入了误区。从上到下很难建立有效公司治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也很难实现。例如媒体不断披露的存续公司控制上市公司制造的丑闻，已经令人触目惊心。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总结十年企业改革的经验，明确提出要“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具有重要现实针对性。

　　我们分析一下“剥离上市”这种改制形式的结构性缺陷。

　　通过

股票上市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必须明确无误地确定两个目标：一是使有良好前景的企业有机会募集资本金，实现更快的发展，并使投资者受益；二是通过股权多元化，改变政企关系，建立和规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遗憾的是，政府部门、控股股东和上市公司在大多数情况下更重视资筹措，较少关注机制转换，很多公司的问题恰恰就从这里开始。其中一个表现，就是绕过国有企业自身的矛盾，将原企业优质资产包装上市，母体带着遗留问题留变为“控股公司”(亦称“存续公司”或“集团公司”)作为上市部分的国有控股机构。这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模式”。

　　这种“剥离上市”方式使国资委直接面对的存续公司都是全资国有。这种格局使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等大量旧制度因素得以保存，国资委与一级企业很难建立责权明晰、约束有力的产权关系，却很容易将国资委由一个“出资人机构”被拖回到“行政管理机构”，最终是体制复归。

　　存续公司背着沉重的体制包袱和社会负担，没有得到改造，却摇身一变成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这个没有严格产权约束的控股股东，很难使所有权到位，也很难产生正常的股东行为。旧的制度因素很容易地通过控股关系传导至上市公司。在这种旧体制控制新体制的格局下，上市公司要建立有效公司治理，成为真正意义的现代企业是相当困难的。

　　存续公司作为控股股东有多重目标。一方面它承担着原企业富余人员、不良资产和不良债务的处置任务，另一方面控制着有融资能力的上市公司。为解决存续部分的困难，国有母体可支配的资源往往就是上市公司。一般的作法是，在包装上市时，把包袱留在控股公司，上市成功后再转嫁给上市公司。因此，多数国有母体与上市公司两部分形分实合，无论在管理者兼职、业务关联、公共设施交叉，甚至在资产、财务、资金等方面都保留着许许多多不明不白的关系。特别是国有母体与上市公司领导人大幅度交叉任职，使控股股东和上市公司都失去了独立性。高管人员成了“双面人”，追求的目标变得模糊不清。当他们坐在上市公司董事长和经理的位置时，就要做出最大努力，争取上市公司创造良好业绩，实现公司和股东权益最大化；当他们站在国有母体的立场考虑问题时，又企图通过兼职的方便施用控股权和关联交易，向上市公司转嫁负担，使续存部分的经济状况得以改善。在现实情况下，由于来自内部人的压力更加具体和现实，控股公司往往不惜牺牲上市公司而保全存续公司的利益，挖上市公司墙角，甚至掏空上市公司。更有甚者，一些高管人员利用身跨两边的便利，谋取私利。搞不好就会成为控股股东“圈钱”的“提款机”。

　　公司治理制度安排的核心，是解决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情况下保证所有者最终控制权的问题。因此，建立有效公司治理的动力来自股东。从披露的大量公司丑闻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人为扭曲公司治理的根源却大都来自股东，特别是控股股东。可以设想，如果股东是不承担产权责任的假股东，并没有为维护股东权益而积极参与公司治理的热情，那么内部人则更希望为保持自己的控制权，追求自己的利益；如果控股股东由于公司治理结构被扭曲而可以得到特殊的好处，那么中小股东的权益也就全无保证；如果控股股东的内部人与上市公司经营者结盟或私下交易，那么资产流失就是必然的结果。

　　从目前情况看，仅由证监会出面要求控股公司与上市公司“三分开”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克服结构性缺陷，必须从改善结构入手。对大型国有企业进行整体改制，国资委直接持有国有股权，这是建立有效公司治理，促进企业机制转换的重要途径。

　　但是，这里有很大的难度。可考虑汲取国有银行通过资产管理公司专业处理存续问题的经验，探索将不良资产、冗员等剥离，在国资委监督下，委托专业公司或托管公司处理，实现企业整体改制。

　　三、可持续发展和企业的社会责任

　　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但由于经济增长基本建立在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传统增长模式基础之上。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实现经济增长，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人们基本生活保障条件有所改善的同时，资源约束明显增强，还不断遭受自然力量的报复。甚至使人们连喝上干净的水、呼吸上新鲜空气、吃上放心的食物都成了问题。

　　以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为标志，我们进入了一个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急剧变动、极为重要的发展时期。一方面经济、社会转型，提供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强大动力；另一方面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不均衡，使各种矛盾不断暴露。三是这也是消耗资源最多，人与自然较量最为严重的时期。

　　以大量消耗资源、损害环境为代价的外延式粗放型发展已经无以为继。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但增长机制却存在缺陷。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势已在必行，关键是推进改革。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消除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性障碍。

　　关键是进一步调整政府、市场与企业的关系。实践证明，任何试图以政府力量取代企业创造力的做法都会制约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在宏观调控、市场监管中应发挥主导作用，为市场在配置稀缺资源中的基础作用创造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有必要代替市场主体决定进入哪个市场、决策投资项目或指挥银行贷款。政府对企业更大的影响力的是它设计的体制框架和政策环境，而不是介入竞争过程或直接干预。政策的界限和权能的边界在于，企业的行为必须受法律法规的约束，但政府必须承认企业的独立地位。只要依法经营，企业“内部性”的事物不是政府直接干预的领域。企业行为中的那些“外部性”影响，如不可再生资源的使用、环境保护、土地使用、安全卫生、员工最低收入等是政府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利用经济、法律、技术法规和标准等政策工具进行切实干预的领域。现在的问题是企业“内部性”的事政府管了许多，企业“外部性”的事政府尚未很好地承担起责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提供政策法制框架，进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督、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企业自主决策、自担风险，以效益为目标创造经济增长；社会中介组织在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间提供信息、沟通、自律、公证等服务。三者各自就位，相互协调、互动才能形成区域经济的内在增长机制。

　　发展服务业，降低交易成本，强化增值链条，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提供稳固的产业结构基础。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构成，世界平均值分别是3.9%、29.8%、66.3%。我国是16.4%、50.2%、33.4%。在统计的44个国家和地区中,第三产业低于中国的只有缅甸和尼日利亚。分别是33.1%和24.5%。俄罗斯、印度、巴西分别是54,6%、48.2%、63.4%。2003年中国第三产业进一步降低到32.2%。把工业化与第三产业对立起来，是经济增长机制不健全的重要表现。实际上，发达的服务业不仅可以为大众提供良好生活服务的消费性服务业，有利于扩大内需；而且服务业为产前、产中、产后提供的生产性服务，是制造业降低交易成本最重要的环节；再有，服务业对制造业的增值功能不能小视。外国人说中国是世界工厂，中国人也说要成为世界制造工厂。但是在现代产业发展中，在包括研发、设计、信息、品牌、供应链管理、零售、金融、保险、物流、投资等在内的整个产业链中，“制造”只是一个环节，而且是消耗资源最多、污染环境最严重，而增值量又较低的环节。服务业不发展，在产业链分工中就只能处于“卖苦力”的地位，不能更多分享高附加值环节带来的效益。

　　加速技术进步，建立科技创新机制，构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技术基础。20世纪后期世界经济增长半数以上来自科技创新，而我们所占的比例却相对较小。科技创新机制不健全是经济增长方式落后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企业和政府重生产能力投入，轻技术投入；重硬件投入，轻软件投入；重经营设施投入，轻人力资源开发投入。也就是重外延式扩张，轻内涵素质提高。从技术来源看，满足于一轮又一轮的技术引进。从生产经营看，满足于没有品牌的生产能力。要着力解决科技投入不足、科技体制落后和科研成果转化难的问题。中国人口多，资源匮乏，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资源环境是巨大的制约因素。但是约束条件应当转化为技术、体制和管理创新和突破的动力。日本在发展中受到资源的约束，致力于在节约能源方面的努力。70年代世界石油危机，日本的汽车以节油的优势一举获胜，赢得世界市场。以色列水资源极度贫乏，这个约束条件使他们致力于节水农业的探索。结果，一个贫水国家却成了农业科技强国。南非曾受到石油禁运的制裁，几经努力，他们在煤炭转化为液体燃料方面取得重大突破。面对若干刚性制约因素，如果我们不能有重大技术突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几乎是不能实现的。其中资源利用效率、能源支撑能力和环境改善，是最重要的部分。在这里，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以什么指导思想，走什么道路具有决定意义。首当其冲的是，中国企业面临重大技术突破的历史任务。

　　完善国家调控政策，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供良好宏观环境。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应当尽量减少用行政手段对微观经济的干预，除极特殊情况外决不要用干预微观的办法企图实现调控宏观的目标。国家应用好财政、税收、利率、

汇率、收费等工具；用好价格机制进行调控；通过制定、修订更加严格的能源、资源消耗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设立投资门槛，公平对待各类企业。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有三个标志性方面：一是经济发展中资源消耗多少，即资源消耗率；二是环境受损害的程度和可修复性；三是技术进步的贡献和自主知识产权。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导力量是政府。但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中企业扮演特殊重要的角色，必须承担企业公民的责任。实际上，企业在创造经济增长的同时，往往也是直接和间接浪费资源、损害环境的责任单位。走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的道路，实现新型工业化，对企业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面对已经十分严峻的形势，任何一个负责任的“企业公民”都应抛弃那种惟利是图、急功近利的恶习，应在追求经济效益的过程中努力为社会做出贡献。企业把目标集中于投资回报是一大进步，但决不应忘却自己的社会责任。实际上，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开发绿色产品、推进绿色生产、建设节约型社会等，原则上讲都是必须靠企业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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