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增长模式：关键在哪里

　　-孙立平/文

　　近几年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已经在我国获得越来越高的认同。之所以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还不仅仅在于旧的增长模式难以将经济增长的成果体现为人民福祉的有效提高，以及在这样的增长中出现了种种的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能够忍受旧的增长模式带来的种种弊病和问题，这种发展模式本身也走不下去了。

　　新模式缺少支持机制

　　去年和前年发生的“两荒”，以象征性的方式预言了中国旧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极限。

　　今年发生的“油荒”，使人们真切地体会到什么是对于经济增长的资源制约。尽管人们过去也无数次地讲，世界上的资源是有限的，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以原材料和

能源的大量投入甚至严重浪费为基础的，而且理论研究也证实，这样的增长模式是不可能持久的，但同时人们也仍然以为，这是遥远的未来的事情。而这次的“油荒”却真真切切地告诉人们，经济增长的资源极限就在眼前。

　　去年的“民工荒”则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表明这种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在此之前，许多人相信，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几乎是无限的，因而，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成为

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是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中国严重依赖对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就可以持续。去年的“民工荒”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假定的挑战，相对于迅速的经济增长和不断攀升的生活费用来说，如果将工资压得过低，农民工就会回到起码还能使自己生存下去的土地上，而不再打经济上已经无意义的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建构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的社会发展理念相继提出。从更现实的层面来说，中国在过去20多年中高速度、长时间的经济增长已经被视为世界上的一个奇迹，但正如上面的分析所指出的，如果要实现中国经济未来10年、20年的持续快速增长，就必须重构新的基础和动力。而这种新的基础和动力，集中体现在充沛的内需是否能够形成上。进一步说，为了形成这种充沛的内需，就必须调整利益关系，因为在日益两极化的社会中，富人的需求饱和和穷人的缺少购买力会从两个方面严重窒息内需的形成。从最近一两年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道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

　　然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并非易事。有人在查找资料时发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类似的转变发展模式的思想就在不断被提出。在10年前“九五”计划中，更曾经明确提出“要使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有专门研究发展模式的专家指出，这些观念和提法对于实际的发展模式并没有发挥明显的影响。甚至可以说，现实中的发展模式与理想的发展模式之间的距离不是更小了，而是更大了。这说明什么问题？也许是说明我们的体制和机制不能对新的发展模式提供支持。

　　吴敬琏先生曾举过一个例子，北京是世界上技术力量最集中的城市之一，应是高新技术基地、创新基地，但发展了两年，财政收入、GDP都上不去，于是选择了汽车业，创造了200天的“现代奇迹”。还有深圳，有望成为世界性企业的两个电信设备制造企业都在那里，而作为信息中心的深圳在反思其发展道路时，认为问题是结构过轻，要向重

化工业转化。

　　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之所以困难，关键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将宏观的逻辑有效地转化为微观机制，因为就全国而言的宏观逻辑与在地方层面上的微观机制并不总是一致的，有时甚至是相矛盾的。要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可持续的动力，就需要技术创新，要提高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效率，要减少环境污染，创造内需要调整利益关系等这样的道理，在整个社会意义上来说，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但一到具体的地方，逻辑往往就不是这样了。比如，假如有一笔资金，是将其投入到一个粗放型的项目上去，还是投入到环境污染的治理上去？很明显，前者可以出政绩，出财政收入，后者就没有立刻可以见效的收益。同样是有一笔钱，是将其投入到农村义务教育上去，还是投入到一个项目上去？也同样明显，后者可以很快带来经济收益特别是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是很重要的财政收入，而前者得到的只是潜在的未来收益。因此可以说，越是在具体的工作中，两者的不一致就越是突出；不需要花钱的时候，两者很容易一致，需要钱的时候，两者的矛盾就会凸现出来。 　　

　　如何建立微观机制

　　建立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微观机制，当然涉及到许多方面，比如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上就涉及地方政府和企业等各个方面。在这里，我们只讨论与地方政府有关的因素，因为在目前我国的体制下，地方政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仍然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落实新的政绩观。

　　由于在我们目前的体制中政府仍然掌握着大量的资源和配置资源的权力，政府仍然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特殊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就成为能否形成实现经济增长模式转换、落实建构和谐社会具体措施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一个对下负责的社会中，政府的行为会更多地为民意所左右，使经济发展直接造福百姓、治理污染、改善环境、发展教育、强化社会保障等，必然受到地方政府的高度关注。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地方官员实际上仍然是由上级政府任命的，而干部考核的重要依据，就是所谓政绩。前些年，在这个政绩中，GDP的增长速度是一个几乎压倒一切的指标。为了追求这个指标，大上、快上项目成了官员的首选，效益、环境、社会问题，都只能为其让路。尽管这两三年，提出了新政绩观，GDP的指标有所弱化，但在实际工作中，经济增长、经济实力等，仍然是评价官员最重要的甚至是最硬的指标。而且，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即使是其他政绩指标的实现，也往往需要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贯彻新政绩观，就是造就这个微观机制的首要因素。

　　但是，必须看到，仅仅有政绩观或政绩考核指标的变化是远远不够的。只要是用指标体系来考核干部，即便这种指标非常科学，也还会出现种种问题。比如，由于近年来倡导新政绩观，加入了环境等方面的因素，在有的地方就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地方政府超越自己的财政能力，大量向银行贷款，来铺草坪，建绿地，结果地方财政负债累累，铺的却是严重浪费水资源的草坪。

　　可以说，只要对地方官员的考核完全依赖政绩，无论这种政绩指标多么科学，实施起来都会走样变形。因此，关键的问题是要形成能够有效影响和制约地方政府行为取向的内在结构。由于我国的民主选举制度还不健全，从现实性上来说，就是应当发挥和强化地方人大的制约作用。之所以强调这个结构因素，是因为政府是有任期的。正如有人指出的，地方官实际上就是两年半到三年的政治生命周期，如果任期内搞不出来能让人家看得见的成果，就升不了官。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有一种天然的短期行为取向，世界上各个国家的政府莫不如此。关键是要有制约的结构。

　　与政府相比，人大虽然也是有任期的，但人们对人大没有像对政府那样的政绩要求。因而，人大会比政府有更长远的考虑，对未来也更为关心。这就如同在西方，议会也要比政府更加关心环境和教育等问题一样。要形成这样的一种制约机制，尤其要强化人大在审批政府预算上的作用，因为政府的行为取向往往要通过公共开支预算来实现。但就这个问题来讲，目前人大对政府财政预算的审议还是远远不够的，有的仅仅是走走过场而已。

　　建立转换增长模式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微观机制，还有一个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税制改革。

　　现在一些地方正在进行从生产型增值税到消费型增值税的改革。这个改革对于转换增长模式和建构和谐社会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这项改革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但实际上有着更为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影响到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我们知道，影响地方政府行为取向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财政收入。但我们现在的税收主要产生在生产的环节上，流通的环节上有一部分，消费的环节上很少，财富的环节上几乎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自然更多关心上项目、搞建设，而较少关注民众收入的提高，几乎也是必然的。因此，必须在税收和财政的环节上，为增长模式转换和构建和谐社会造就与宏观逻辑相一致的微观机制。

　　(作者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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