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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邵颖波
“死刑复核权上收最高法”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10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其中提到，“在未来五年内，最高法将采取积极行动，收回地方各级高院对目前部分死刑案件的死刑核准权”。11月3日，有媒体报道了高法扩编备战死刑复核的相关情况。
人们感到欣慰，因为法律恢复了它的程序正义。他们看到了这种更改的客观结果，即可以更少地使用死刑，可以尽量避免误杀错判。这样理解虽然不无道理，但终究低估了这项改革的意义。
多数评论认为，死刑复核权收归到最高法院是因为最高法院更权威、更独立，法官的水平更高、办案更认真。于是认为这样的改革更接近慎用死刑的目的，甚至说更接近最终废黜死刑的终极目标，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
现在，法理论界以及社会学界的主张最终废黜死刑的观点占据了主流地位，这一方面是由于这一主张内在的正确意义，另一方面也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了现在的这种适时的阶段。或许可以做个不太恰当的假设，如果社会治安状况再次出现严峻状况，犯罪率因为某种情况的出现再次急剧攀升，民间“乱世用重典”的呼声会不会让情况出现变化呢？人们的共识会不会出现反复呢？如果人们不真正从程度正义的高度上来认识当前的改革，这种担心就有它存在的理由。
必须正确认识死刑复核程序本身，它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特殊程序，它仅仅适用于判处死刑和死刑缓期执刑两种案件，是在这两种案件终审判决之后另加的一道程序，而且是自然启动的，它本身的存在是不可动摇的。
但是，当这项权力被下放到高级法院之后，就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异化的可能，因为那些判处了罪犯死刑的法官和执行复核程序的法官在同一法院，既有可能分别执行各自的职能，也有可能在更早的阶段便开始“共同作战”。这道法定程序的作用便有可能被掩埋。而实践中这样的案例已非个别。
为了收回复核权，最高法院将建立三个特别的刑事法庭专司其事。人们为此感到欣慰，但更该欣慰的是，支撑这项改革进行的司法理念由此得到确立。
现实中这项权力的收放循环，可以直接显示出其背后的司法理念。有几个重要年份是值得牢记的：1979年、1980年、1983年、1996年和1997年，这些重要年份都是死刑复核权发生重大变化的年代，有收回的、也有下放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就在新刑法正式实施前五天，最高法于当年9月26日再次发布《通知》，将部分死刑案件核准权继续授权由各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
纵观每一次变动，我们会发现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这些“历史条件”包括当时的社会治安形势，也包括最高法院自身的条件。还有司法实际追求的目标所带来的“现实需要”也极具影响。但无论条件也好、需要也罢，在当时的考量中，这些因素都超过了程序正义本身。
现在，司法在死刑复核这一环节上恢复了它应有的正义，这个结果值得庆幸，更值得珍视和维护。除此之外，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在更多的司法环节下，牢固地坚守程序正义的司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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