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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傅勇
自郎咸平之后，香港学者似乎成了内地经济学家的克星。几日前，香港科大社会学教授丁学良向媒体放言：中国真正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
那么，究竟怎样才叫“真正的”经济学家呢？标准似乎有二：其一，够专业；其二
，不可入世太深。可是，正是在这两点上，经济学家恰恰犹如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先来看学术标准。说内地真正的经济学家凤毛麟角显然是指他们的学术水准达不到“国标”，甚至在“国际上最好的50个经济系里当研究生的资格都不够”。细心的人会注意到，内地经济学家的这一“软肋”早已被点出。哈佛大学的“海归”博士邹恒甫教授曾在一次演讲中指出，专业地看，中国的经济学家很少称得上是真正的经济学家，而中国经济学界权威的《经济研究》杂志也应该更名为“经济问题研究”，因为中国质量最好的论文也只是在研究具体实践问题，对经济学理论的知识库存并没有任何边际意义上的贡献。
而另一个现象是，那些试图对一般理论做出贡献的经济学家仍然被指责为“过度数学化和技术化”，让经济学拒人于千里之外。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到底要多少学术才好呢？
再来看入世深浅的问题。记得在产权改革大讨论时，很多人就拿郎咸平在香港住700万港币的豪宅来奚落内地经济学家的穷酸。然而，近日听说，京城一流的经济学家年进百万甚至数百万元，二流的经济学家也挣60万元，才恍然大悟：原来，内地的经济学家也不穷啊！于是，就又立即怀疑起他们的致富之道了。哎，经济学家到底应该收入多少才好呢？
在我看来，我们宁可需要一些“层次更低”的经济学家。他们需要研究一些“行而下”的问题，依托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背景，做现实问题导向的研究，为我们的改革提出具体的建议。而当经济学家们这样定位时，他们所做的绝大部分工作很可能只是对现有经济学知识的利用，而不是增添新的内容。因而，应该坦承，在转轨经济的这个大背景下，要想达到国际学术标准是十分困难的，在可预见的将来，拿诺贝尔奖无异于痴人说梦。这也是最近几代经济学家的悲哀所在。
说到经济学家的良心问题，就更加令人费解了。把经济学家在某些公司作独董当做为其作利益代言人的证据未免太过儿戏，也太高估经济学家同时为多方代言的精力和能力了。另外，如果说个别经济学家道德有问题倒也罢了，而当认为整个经济学家群体出了问题时，再诉诸道德批判显然就不合时宜了——为什么偏偏道德不好的人去搞经济学了呢？
最后，如果承认经济学有一种普遍的“帝国主义”倾向的话，那么，这个倾向在中国可能要严重得多。老实说，在整个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中，经济学几乎成了唯一的显学。这固然给经济学家搭建了一个空前的大舞台，但同时也让经济学家们肩负了更多本应属于其他学科的责任。因而，经济学家什么都懂、什么都谈也不仅仅是为了出风头和捞好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著名已故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在晚年时要“孤注一掷”地致力于他并不擅长的宪政研究。另一个例子是，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被动地涉入了社会公平这类社会学和政治哲学领域的问题，他们的答案或许并不完全令人满意，但是，我们应该指责和嘲笑一位水兵的骑术吗？
总之，当前经济学家进退维谷的难堪境地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而不是用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认定横竖都是经济学家的不对。如果这样，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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