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亨与流氓

　　文/高超群

　　自从近代企业在中国产生以来，企业家与工人的关系就几乎从未顺畅过。他们之间对立的尖锐程度，甚至超过了地主和佃农、东家和伙计、师傅和学徒。

　　在工厂里，企业家和工人之间没有建立类似的平衡稳定的关系，企业中充满了敌意， 暴力的幽灵始终在工厂的上空盘旋。

　　“我相信所有的资本家都有这样一条癖好，那就是总希望一个企业变成两个，两个变三个……”

　　刘鸿生曾经说过：“发财靠穷人。只要工人肯替你卖命，你的事业就一定成功。”

　　一个企业家的成功，除了他在经营上的天才和不可或缺的命运眷顾之外，还需要具备处理各种复杂关系的能力。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相互冲突的气质，前者需要的是对市场的敏感、天才的想象力、过人的精力、果断的行动能力和冒险精神，而后者需要的是耐心、坚韧、务实，是控制、驯化、利用人的能力。很少有人能同时在这两个方面都很杰出，因此，一个天才的企业家往往同时也就是一个蹩脚的企业家。

　　刘鸿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天才企业家

　　刘鸿生，1888年出生于浙江定海一个商人家庭。17岁入圣约翰大学读书，23岁任上海开平矿务局买办，因在上海及周边地区推销有方，赚取了大笔利润，成为年轻的百万富翁。在担任买办的同时，刘对买办企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20年创办华商鸿生火柴公司，1922年创办华商水泥公司，1926年创办中华煤球公司，1927年成立中华码头股份有限公司，1928年创办华丰搪瓷公司，1930年创办章华毛绒纺织厂和华东煤矿股份有限公司，1931年开办中国企业银行。

　　总体上说，这些企业都很成功，其中尤以火柴、水泥、煤炭、呢绒为著，这些产品在当时的市场上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朋友们称刘鸿生为“点金石”，他自己也常说：“我的企业只有开的，没有关的。”也正因此，刘在当时被称为“火柴大王”、“水泥大王”、“煤炭大王”，可谓名不虚传。

　　刘鸿生的确是一个天生的企业家。对于创办企业他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热情、偏执和雄心。

　　由于市场起伏不定，刘鸿生的企业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不过市场的无常丝毫也不能动摇他的热情，对于一个企业家而言，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本来就具有承担市场风险的偏好。但是1937年，抗战爆发，他的企业大多被日本占领，他又信心百倍地开始在后方创办企业，甚至在1938年至1939年，他在香港停留的短短1年时间里，他还创办了大中国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在大后方，他又先后创办了中国毛纺织厂、中国火柴原料厂、西北洗毛厂、贵州水泥厂、兰州西北毛纺织厂、建成水灰厂等。这些企业虽然大多依然由刘鸿生经营，但实际上，国民政府乘刘鸿生资金不足之机，已经控制了他的大部分企业，到1945年，在这些企业中，官股已占总股额的4/5，对此，刘鸿生难免寒心，他由大老板变成了小伙计，感慨自己“为谁辛苦为谁忙”。牢骚归牢骚，这似乎丝毫也没有影响他对于创办企业的狂热。抗战胜利以后，在极端混乱的市场和金融环境中，他迅速恢复了上海水泥公司、中华码头公司、章华毛纺织厂和华东煤矿的营业。甚至在1950年，他从避祸的香港投奔大陆，回到上海，他脑子里想的竟然还是如何将“一个工厂变成两个，两个变三个！”

　　在决定办企业之前，和一般的企业家一样，刘鸿生要对所办企业产供销的各个环节进行评估和研究。对其中的技术问题，他尤其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和痴迷，或许在他眼里，这是一个企业家所能掌握的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所谓尽人事，待天命，技术就是“人事”，必须“尽”之。在经营煤炭的时候，“他拿起一块煤，就可以说出它的名称、产地、品种和成分。”在办火柴厂的时候，他研读了许多有关火柴生产的化学书籍，研究化学配方，背诵各种化学公式，经常学习到深夜。为了办好水泥厂，刘鸿生攻读了有关水泥生产的技术资料，研究水泥煅制过程中的各项化学变化公式，熟悉各种原料、化学成分和搭配比例。为了创建码头，他跑遍了浦江两岸，亲自调查码头岸线的吃水深度，详细了解水陆交通情况后，再行选定码头地点。1941年，孙越崎曾经和刘鸿生一起出外考察，为了沿途随时停留，便于调查，他们一路坐滑竿，沿途就在路边小饭店吃饭，在小宿店里的竹榻上睡觉。孙越崎说：“像他这样富有的大资本家，一点不以此为苦。”这一点从他对儿子的要求中也可见一斑。他的四子刘念智从英国

留学回来不久，刘鸿生让他去矿场考察，设计一套成本会计制度。他说：“你到矿场的第二天，就必须下井。以后每天坚持下井几小时，这一点必须做到。”

　　刘鸿生的另外一个杰出才能是善于商场上的纵横捭阖，正是由于他的积极努力，先后实现了火柴的同业经营和水泥的划区销售，避免了因为过度竞争而使大家一起灭亡。他的说服能力和组织才能根源于他做生意的一个原则：“有饭大家吃”，与人便利，与己得利。他说：“你要发大财，一定要让你的同行、你的跑街和经销人发小财。有饭大家吃，不可一个人独吞。最愚蠢的人，就是想一个人发财，叫别人倒霉。”刘鸿生事业的发展，得益于他的组织才能者甚多，比如在火柴业，1930年，他成功地兼并了荧昌、中华两个比他规模更大的火柴厂，使他登上了“火柴大王”的宝座。

　　大亨与流氓

　　1936年，刘鸿生的四子刘念智从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回来参加刘氏企业。有一天，刘鸿生很郑重地建议他拜杜月笙做老头子：只要点上一对蜡烛，向他磕三个头，以后逢年过节，到杜家问声好，送个礼就可以了。可想而知，对于一个以英国绅士为生活样本的年轻人来说，这是多么匪夷所思的事情。

　　不久，杜月笙请刘念智教他的两个儿子英语和在英国生活的一些常识，刘鸿生又郑重嘱托儿子一定要珍惜这次“接近杜先生的好机会”，在后来的谢师宴上，杜月笙对刘念智口称“四兄”，敬重有加。刘鸿生对此简直觉得受宠若惊，在回家的车里，他得意地对儿子说：“今晚这个宴会，今晚这个场面，杜先生这番深情讲话，很快就会传遍全上海。杜先生叫你一声‘四兄’，这不是随便出口的。”在刘念智看来，这简直难以理解，他不明白自己的父亲：“当时已经是十来个企业的老板，已经是千百万富翁的身价，已经是宁波同乡会的会长和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董，而且是国营轮船招商局的总经理，在上海资本家中，他已经是数一数二的闻人。”为什么还要对一个流氓头子毕恭毕敬，曲意逢迎。

　　刘念智的确不懂得父亲的苦衷。上海水泥公司的营业部经理和中华码头公司的总经理是一个叫谢培德的。作为码头公司的总经理，谢从不上码头。他怕码头工人包围打他。利用他的班底，他公开盗窃码头上和仓库里的物资。凡是仓库里的多余“包子”(米包、糖包等)和码头上的“地脚煤”，统统由他的心腹偷运出去买，每年不少于几千吨。监守自盗，情节恶劣。但是刘鸿生却把他当作“得力、可靠的帮手”。这是因为他手下有一批“包打听”，在需要的时候，警察、巡捕可以随叫随到。照上海人的话来说，他是到处“兜得转”的大流氓。谢培德在中华码头公司购进码头地产的过程中，也确实立过功劳。这些地产多数是当地农家的产业。他利用他的“打手”，勾结当地黑恶势力，运用威胁利诱、巧取豪夺的手法，从农民手中强迫收买过来，还从中捞到了好处。刘鸿生对儿子说：“谢培德是个坏家伙，这我明白。可是他有一套管理码头工人的本领，不是你、我所能做到的。我们码头上少不了谢培德这个人。”

　　1927年，借助北伐的声势，东南数省的工人运动高涨。刘鸿生对此非常不满，他认为工人受人蛊惑，不安本分。在资本家看来，工人既然出来做工，就应该愿赌服输，或者用正当的、有志气的方式与他竞争，他害怕和鄙视用自残的方式威胁、用暴力的手段掠取，对此，他本能地就会想到使用更暴力的手段去对付。在刘鸿生的华东煤矿上，矿里的职工(不包括矿工)，连矿警在内约400人，其中矿警人数占全部职工人数的3/4，矿警工资和枪支弹药的开支，占场里管理费总数的半数以上。事实上，这些额外的成本——谢培德的偷盗、矿警的工资和枪支弹药，也是刘鸿生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对此，作为一个资本家他自然也是心疼的，不过，他所痛恨的还不仅仅是这些成本支出，而是那种生活环境和处事方式：作为一个企业家要对一个流氓头子低三下四的社会环境。1949年以后，他曾经说过：“你知道凡是过去生长在上海的人都会感到上海大概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可怕的地方。我曾和一个朋友谈过：‘上海的风气很难改变，除非连根挖才行。’但谁能有这个力量？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我出入有六个

保镖，但还是感到不安全。”

　　相信他的这个感受是真实的，因为在20年代初期，刘鸿生和弟弟刘吉生有一次在沿长江的小镇上推销煤和收账，几乎被成千的以打柴为生的山民包围起来打死。因为廉价的煤夺取了他们的生计。这件事多少使他感到“一人享福、万人受苦”的日子是过不太平的。

　　从另一方面说，在工人看来，那种安分守己的日子根本就是没有前途的，或者甚至难以为继的。就拿1930年前后刘鸿生火柴厂的职工来说，一对双职工，男的月收入在20元左右，女的在15元左右，这样的收入如果维持一个五口之家的生活，用他们自己的话说“生活很苦，只能维持半饥不饱的生活。仅仅房租一项，每月就要三四元。如果家中有人生病，那就要借债了。”关键在于这样的工作根本就没有上升的潜力，他们的工资从1930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就从来没有涨过，而且工人也几乎没有成为职员的先例。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改善的希望呢。至于在码头和煤矿的工人就更悲惨了，第一次去矿井下考察的刘念智被自己所见的景象惊呆了，他后来感慨说：“这哪里是现代工人，分明是中世纪的奴隶！这哪里是文明的社会，分明是人间的地狱！”华东煤矿共有矿工1万多名，经常发生事故，每次至少要死十多人，有一次伤亡竟达200多人。在这样的生活教育下，杜月笙、谢培德成为穷孩子们的英雄和唯一可能的出路，也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了。只有最老实的穷人承担了那些比自己更凶残的同类、比自己更聪敏的资本家、比自己更尊贵的官老爷的所有成本。

　　刘鸿生曾经说过：“发财靠穷人。只要工人肯替你卖命，你的事业就一定成功。”他所说的穷人一定指的是那些技术人员或者管理人员，也就是所谓的职员，对他们刘鸿生一向都给予非常优厚的待遇。这也是很多技术专家追随他的原因。对于真正的穷人，说实话，刘鸿生并不理解，也不懂得如何同他们打交道。

　　真正体会到这一点是在1953年，那一年，中国水泥业、煤炭业首先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繁荣盛况。刘鸿生在接受采访时说：“我的水泥厂的机器都是30多年的老机器了，我想这个厂的产品已无法打破全盛时代的每月1万吨的指标。但是，在全厂职工支持国家建设的热情下，产量竟达到了1万8千吨左右。水泥厂中的主要设备大窑，一般只能维持180天到200天的寿命，就需要大大的翻修一次。过去，多半是不到180天就需要整修。这几年水泥厂的工人想办法来自己修理大窑，而且能够维持连续使用300多天。这使我深有感触，过去我总以为工厂办得好坏，主要是靠资本家精明强干的经营和个别专家的技术。”

　　上有政府官僚的勒索，下有穷人的反抗和流氓的勒索，外部是强大的国际资本，面对的是同行之间的激烈竞争，在这样的时代里，一个企业的成长怎么可能是正常的？而如果一个企业家他无法应付或者理解这样的环境，即使他有多么了不起的天才，也没有可能经营好一个企业。管理、经销、竞争的知识，对于企业家而言只是他的职业生涯中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当中很少的一部分。这的确是一件可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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