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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娇
外地车进上海要缴“进沪费”，这看起来很有点儿“山大王”的做派。按此逻辑，似乎所有的城市都可以挂个牌子，堂而皇之地收“买路钱”了。现在有人敢于摸老虎屁股，起诉上海市政工程管理局。但凭借北京市民李刚的一己之力，能否将一个政府部门告倒，赢得这场公益诉讼？即使官司赢了，这一荒唐的行政行为会不会寿终正寝？这些都是让人心里没
底的问题。
类似“摸老虎屁股”行为并不少，有人状告铁路部门春运期间野蛮涨价，有人状告火车上消费不给发票。但这些诉讼到最后往往不了了之，“铁老大”春运期间照样理直气壮地涨价，火车上卖东西照样不主动给发票。那态势，颇有几分“我就这么干了，你能拿我怎么着”的霸道。
按理说，但凡公益诉讼，总是代表了绝大多数消费者的利益，总得有个组织给咱老百姓出头才是。但现在却是，无论哪一次公益诉讼，总是那些具有“堂·吉诃德精神”的消费者冲在最前头，凭一己之力和一个政府部门过招。结果往往是，要么这些“堂·吉诃德”耗不下去了，撤诉走人；要么是消费者千辛万苦赢了官司，但也只能拿回自己多交的几十块钱，还不够打官司来回的车马费，根本见不到对政府部门或企业侵权行为作出惩罚性的判决。这样下去，肯费时费力进行公益诉讼的人，还能有几个？
说起公益诉讼，通常让人感觉气势宏大，但却从来没有一个组织替消费者担当原告角色。不错，是有消协，可想让他们正儿八经跟政府部门打官司，不现实。有没有能够代表消费者行使权利的民间组织呢？到目前为止，还真找不着。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么一个怪现状，那些消费者提起的公益诉讼，就像扔到水里的一块石头，先是激起了一阵涟漪，很快一切照旧。
前段时间，那些洋快餐食品安全事故不断的时候，曾经引发过关于“公益诉讼主体虚置”的大讨论，但讨论来讨论去，却还是没个说法。公益诉讼该由谁来替消费者打，依然不得而知。这个空白至少带来了两方面的恶果：一是消费者给自己讨说法的底气越来越弱，二是那些强权部门和企业漠视消费者权利，胆子却越来越大。
要保证公益诉讼能在最大程度上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一方面应该尽快明确代消费者行使诉讼权利的组织机构，是政府部门也好，是民间组织也好，总之，不能再让势单力薄的消费者冲在前面。另一方面，公益诉讼判决要尽快引入惩罚机制，要对侵权行为做出惩罚性的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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