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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晓波
半个月前，我在《第一财经日报》上撰文，呼吁知名制药企业罗氏公司，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发扬人道主义精神，放弃治疗禽流感的特效药“达菲”的专利权。半个月来，我注意到有关罗氏和“达菲”的报道很多，提到了罗氏公司在饱受非议后终于同意和其他企业共同制造“达菲”，但专利仍是其不容触碰的堡垒。
罗氏不肯放弃专利，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利润。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政府有根据相关法律，以国家处于非常状态的名义宣布专利无效的打算。政府这样的态度，既是因为禽流感疫情还在可控之中，也是因为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对罗氏专利权的尊重。
但是，从罗氏这样一个制药巨头的死守举措来看，药品专利的双刃效应已经充分显现出来。一刃是，因为专利的保护作用，刺激了制药企业投入资金进入研发领域，有利于新产品的问世，并造福人类；另一刃是，专利同时也保护了制药企业的垄断利益，尤其在遭遇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时候，民生利益很容易受损，特别是贫困阶层将成为专利垄断的牺牲品。
“达菲”不便宜——在中国市场上，10粒包装的“达菲”售价为298元，约合30元一粒，在寻常百姓一直抱怨药品昂贵的背景下，在禽流感大多在农村发生的情形下，我们应当承认，“达菲”的售价已经超越了一些贫困家庭的购买力。
在专利权的保护下，罗氏显然没必要降低价格来赢得市场。这也意味着，低价的“达菲”成为消费者的福音，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药品通过其价格，将人群分离开来，将阶层分离开来。
通过“达菲”，我们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作出新的思考。一是药品是否可以作为普通商品看待？二是药品专利的期限是否过长？
药品，与人的健康甚至生命相连。每一个人，无论贫穷或者富裕，都天然具有追求健康的权利，但是财富本身，影响着人们实现健康权利的可行程度。从公正的角度来看，社会有责任将财富多寡对人们健康的影响减少到最小。因此，药品成为一种既关乎利润，也涉及道德的商品，并不是普通的商品，不能完全服膺于市场的规律。
罗氏获得“达菲”的发展和销售专利权是20年，这个时间长度和其他许多药品拥有的专利期限一样。漫长的20年在保护了拥有专利权的企业利益的同时，也付出了贫困阶层健康受损的代价。20年的期限是否过长？这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涉及多方面的因素，甚至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人们应当看到，穷人买不起的专利药品，也远远不止“达菲”。全球艾滋病高企不下，多种传染性疾病有潜在暴发的威胁，药品专利的双刃剑，还会刺伤多少穷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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