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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谷／文
近年来，人们都在关注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即所谓“经济学家被整体收买”，据说是有些经济学家为企业提供这样那样的服务，相应地也收取一些报酬，结果就失去了独立性。
其实，中国现在最可怕的地方不是什么经济学家被收买，而是有些所谓经济学家根本就是伪经济学家，误导政府和大众。真正的有独立思想、专注于学识，有人文情怀的经济学家，怎么可能被收买？
任何人都可以在法律、道德范围内选择自己的立场和服务对象，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利用自己所能掌握或所能挖掘的公共资源为特定人群服务，背离了公共资源的整体属性，恐怕是应当受到唾弃的。
围绕着“主流经济学家”而展开的争论，其实是中国改革困境的一个缩影，它折射了当代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公平与效率、贫穷与富裕、大众与精英、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某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见物不见人”，对市场的崇拜、对效率的迷恋过了头，变成了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效率至上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如果中国的国企改革使大多数员工“未见其利、先受其害”，那么，“见物不见人”的哲学，注定会使“主流经济学家”走到民众的对立面。
记得一位近年来声名鼎盛的“主流经济学家”曾谈到，经济学本身的性质决定了经济学家是“道德中性的”，“或者是不讲道德的”。似乎经济学家只需恪守“冷漠的客观性”，没有一点儿人间情怀。我要对之大声说“不”。10年前，何博传以《山坳上的中国》一书揭示中国现代化的各种问题与危机；10年后，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表达对国家与民族的深切关心，追问中国发展方向，同时也考问知识分子灵魂，守护人类文化的后花园。这两本书都表现了作为经济学家的高度学术良知和道德承担，读后令人百感丛生。“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经济学家的人间人文情怀让人肃然起敬。所以这两本书的流行和受欢迎，就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价值了，其中还包含着阅读者对经济学家的道德品质的期望。
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冈纳·缪达尔认为：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应当满怀人类的同情心，献身于这样一个信条：公共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冈纳·缪达尔穷毕生精力，将经济学界淡忘已久的“平等”观念，引入发展经济学中，使其经济学理论充满了人类关怀，并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因此，经济学应该是“文化的”，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范畴。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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