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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陈明星
近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一记“炮轰”，激起了舆论界的一场轩然大波。一句“中国合格经济学家最多不超过5个”的断言，让主流经济学家继去年因在“郎顾之争”中力挺顾雏军而受到媒体和公众的质疑后，又一次成为众矢之的。而面对这些指责和批评，主流经济学家再一次“集体失语”。
主流经济学家怎么了？何以遭遇如此尴尬？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丁学良抛出“五个论”主要针对的是，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把太少的精力用来做经济科学研究，把太多的精力用来为某一利益集团说话，并指出，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首先要把经济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而不能把它当作个人发财、出名和当官的路子。
诚然，一些经济学家挟经济学渐成 “显学”的天时，凭中国气势磅礴的改革的地利，以“全能运动员”自居，宏观经济、微观经济通吃，并依靠“研究宏观易成名，研究微观易得利”，上蹿下跳，赶场似地上论坛、开讲座，不遗余力地做独立董事、兼名誉主席，却无暇顾及赖以存身的学术。以至于时至今日，荣宠备至、队伍庞大的中国经济学家，仍未形成中国人自己的原创性经济学体系。
而且，倘若仅仅是“学艺不精”倒也罢了，但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却热衷于为利益集团代言，对公众乃至政府决策形成严重误导。更有甚者，手握话语权却时时口出昏言。在“郎顾之争”中，曾力挺顾雏军的某经济学家在“挺顾”时讥讽郎咸平“学者要有公信力，我不与无耻的人论战”，然在顾雏军案发后，却又断然否认他与顾有关系——“我和他不熟，企业我也不太熟”。如此反差，让人们悔不当初在倡导企业家责任的时候，还应加上“经济学家的责任”。
当然，作为经济学家，其话语权也是他们自己争来的，不是别人施舍的，也的确有一些合格的经济学家，他们踏踏实实做学问，并坚持自己独立的人格，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出以公心发表议论，但有时令人遗憾的是，由其倡导并参与制定的政策在制定或执行中产生了失误。虽然这在国内外、在其他领域都是很普遍的现象，但失误本身给公众造成的影响，以及人们对经济学家往往寄予的更多的期望，加之国人对诺贝尔奖的向往，很容易让人们产生“恨铁不成钢”的期待，于是，一场口诛笔伐往往接踵而至，尴尬自然避之不及。
因此，丁学良就经济学家的职责和道德发表一己之见未尝不可，但“五个论”未免过于武断。因为，尽管从网上调查的结果来看，近95%的网友同意“五个论”，但作为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主要研究比较现代化的社会学家，丁学良是否有足够的功力来客观真实地评价中国经济学家的水平？如果没有，其立论自然难以成立；如果有，丁学良属于“五个”之列还是“五个”之外呢？
但是，无论如何，对于所有优秀学者，不论是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等，都会受到公众的尊敬。丁学良向主流经济学家的“发难”，事实上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思考。正如“郎顾之争”使一些带有公共物品性质的企业是否应私有被提上议程一样，如今对经济学家水准、职责和道德的进一步思考和反省，无疑更利于中国主流经济学人的成长。
当然，“面子是别人给的，脸是自己丢的”，对于那些确实“不合格”的学者来说，也只有踏踏实实做好自己应做的一切，才能赢得公众和时代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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